a_190e 2012-8-14 23:18
聊聊袁督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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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aobei521 2012-8-16 11:00
楼主高论，佩服佩服。个人以为，袁崇焕不能以汉奸罪论处，如你文中所说，辽东乃死地，十五个总兵死了十个，那袁崇焕兵败论罪当诛也无可厚非，何况其还曾立下豪言，说只要给我兵马钱粮我一人就能干掉鞑子，本来在辽东边事上，其应当尽量团结一切可以运用的力量，以达到克敌制胜之功，不曾想其却擅杀边疆重将，自毁长城。所以说此人刚愎自用，虽说不上嫉贤妒能，但也气量狭小，偏巧碰上了刚愎自用气量狭小的崇祯皇帝，这其中的后果必然杯具了。难道是我炎黄子孙的历史宿命不成，该当有这么几百年屈辱史？偏巧满清确是人才济济，文有文曲武有武曲，连他娘的一个娘们都能玩的男人们团团转，可叹，可叹。:sad
37008 2012-8-16 14:49
ps，耿精忠，尚可喜，孔有德这几个汉奸倒是全部出自毛文龙的手笔。满桂跟他有矛盾，那一定是奸臣，跟朝中那些捞钱的阉党一样，也要杀掉。
或许这更接近于真实的袁崇焕——志大才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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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个汉奸投降是毛，袁都死以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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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lor=Blue]大明熹宗实录》 卷三十八天启七年四月 第4022页上，记载著“毛镇援丽截奴，三战三捷，已困奴与银杏江矣”，并对毛文龙作出了很高的评价，是“力遏狂锋之毛文龙”，这是对毛文龙在丁卯之役表现的评价。
丁卯战役的历史背景：当时济尔哈朗、阿济格、杜度、岳托、硕托等多位旗主、贝勒率八万满军大举侵朝，一度占领铁山，杀害了毛文龙100多口族人，毛文龙不顾满军势大，毅然率军反攻，五战连捷，粉碎了满军占领朝鲜的计划，收复铁山、瓶山、昌城、宣州等大片领土，史称“瓶山大捷”，《熹宗实录》第4022页的记载，就是关于此战的，当时战役还没结束，所以称“三战三捷，困奴与银杏江”。
同时在这一页上，还有一则有趣的记载是关于袁崇焕的，当毛文龙在前线与满军浴血奋战的时候，袁崇焕在做什么呢？原来是“巡抚袁崇焕疏颂魏忠贤功德请与宁远建祠”[/col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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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lor=Blue]满桂，蒙古人，幼入中国，家宣府[1]。满桂善骑射，为人忠勇，不好声色，能与士卒同甘苦。因功升至潮河川守备。
天启三年（1623年），孙承宗赴宁远，袁崇焕、茅元仪推荐满桂，兵民达五万余家，屯种远至五十里[2]。任山西大同的总兵，与袁崇焕有点过节[3]。
崇祯二年十月戊寅日（1629年12月11日），皇太极自喜峰口南下，京师戒严，诏令各路兵马勤王。满桂率领5000骑兵千里勤王，于十一月丁亥日（1629年12月20日）即赶到京师。满桂率领铁骑与清兵大战，奋战不息，身中五箭，其中三支贯体，两支嵌于铠甲之上，刻有袁崇焕所部之记号[4]。后击退清军，屯兵安定门外。十二月初一日，崇祯召对袁崇焕、满桂及其部将黑云龙于平台。崇祯以杀毛文龙、勾结清军入关、射伤满桂三事责问崇焕，后发南镇抚司监候。祖大寿率关宁铁骑，东归锦州，满桂被拜为武经略，赐尚方剑，指挥来援各部。后金大军复围北京，崇祯要求满桂出兵对敌，满桂对曰：“敌劲援寡，未可轻战。”然而在多次催促下，十五日满桂还是不得已，领黑云龙、麻登云、孙祖寿诸大将，移营永定门外二里，十六日被后金军以精骑四面包围，大败，满桂及孙祖寿战死，黑云龙、麻登云被擒。这时距离袁崇焕下狱才半个月。[5][6]。崇祯特命礼部侍郎徐光启致祭，追赠少师
^ 《明史·满桂传》（卷271）：“满桂，蒙古人，幼入中国，家宣府。稍长，便骑射。每从征，多斩馘。军令，获敌首一，予一官，否则赉白金五十。桂屡得金，不受职。年及壮，始为总旗。又十余年为百户。后屡迁潮河川守备。杨镐四路师败，荐小将知兵者数人，首及桂。移守黄土岭。为总督王象干所知，进石塘路游击、喜峰口参将。”
^ 《明史·满桂传》，卷271：“时蒙古部落驻牧宁远东鄙，辽民来归者悉遭劫掠，承宗患之。四年二月，遣桂及总兵尤世禄袭之大凌河。诸部号泣西窜，东鄙以宁。拱兔、炒花、宰赛诸部阳受款而阴怀反侧。桂善操纵，诸部咸服，岁省抚赏银不赀。初，城中郭外，一望丘墟。至是军民五万余家，屯种远至五十里。承宗上其功。诏擢都督佥事，加衔总兵。承宗乃令典后部，与前部赵率教相掎角。督饷郎中杨呈秀侵克军粮，副将徐涟激之变，围崇焕署。惮桂家卒勇猛，不敢犯，结队东走。桂与崇焕追斩首恶，抚余众而还。”
^
^ 《明季北略》（卷5）：“俄桂中流矢五，三中体，二中甲，拔视，乃袁兵字号。桂初疑清将反间，伪为袁字号耳。及敌骑稍远，细审，果为袁兵所射，大惊，入奏。”
^ 及大寿军东溃，乃拜桂武经略，尽统入卫诸军，赐尚方剑，趣出师。桂曰：“敌劲援寡，未可轻战。”中使趣之急，不得已，督黑云龙、麻登云、孙祖寿诸大将，以十五日移营永定门外二里许，列栅以待。大清兵自良乡回，明日昧爽，以精骑四面蹙之。诸将不能支，大败，桂及祖寿战死，云龙、登云被执。帝闻，震悼，遣礼部侍郎徐光启致祭，赠少师，世荫锦衣佥事，袭升三级，赐祭葬，有司建祠。
^ 《明季北略》（卷5）：“十二月，大清兵复围城。十七日丙寅，满桂率师救援。大清兵大至，桂败收兵。十七丁卯，满桂以五千人，同孙祖寿等阵安定门外，自辰至酉，十余战。大清兵屡易，桂箭创发，坠马，殁于阵。申甫夜袭营，又战没。黑云龙、麻登云被执。大清复攻城，都人大惧，会各省援兵四集，互相拒战，大清兵乃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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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lor=Blue]“崇焕阳主战而阴实主款也，甚至杀东江毛文龙以示信。嗣先帝之不许，遂嗾奴阑入胁款，仍戒以弗得过蓟门一步，崇焕先顿甲以待。是夕敌至，牛酒犒劳。夜未央，敌忽渝盟，骑突薄城下，崇焕师反殿其后。”
——黄宗羲《弘光实录抄》转引自全家殉国的民族英雄徐石麒疏
译文：袁崇焕表面主战，暗中议和，甚至杀掉毛文龙以换取满清的信任。后来崇祯不许议和，袁崇焕就劝说满清入关逼迫朝廷议和，但是约定清军不许越过蓟门（他也只是想吓唬朝廷，并非存心招寇）。清军到了以后，袁崇焕拿出牛肉和酒来招待他们。但到了晚上，清军突然违反了约定，越过蓟门，直逼北京城下，袁崇焕反而落在后面。[/color]
[img]http://请不要发百度图片论坛显示不了的/panghaochen/pic/item/38863fd7f52317c1a144dfbf.jpg[/img][img]http://请不要发百度图片论坛显示不了的/panghaochen/pic/item/38863fd7f52317c1a144dfbf.jpg[/im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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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lor=Blue]“崇焕阳主战，而阴实主款。故至东江，即杀文龙，示信以就款局。瞰上弗之许，遂嗾敌阑入胁款，仍戎以无得过蓟州一步。己巳冬，东兵至，崇焕牛酒相慰劳。夜半，倏渝盟，拔骑突薄都门。”
——林时对《荷牐丛谈》
译文：袁崇焕表面主战，暗中议和。所以去东江，马上杀了毛文龙，向满清表示诚信，以促使议和成功。看到崇祯不许议和，就劝说敌人入关逼朝廷议和，但要求他们不要越过蓟州一线。己巳年冬天，清军来了，袁崇焕拿出牛肉和酒慰劳清军。到了半夜，清军突然违反了约定（指不越过蓟州一线），拔营而起，直扑北京。[/color]
==============================[color=Blue]百度百科 毛承斗，一名毛钰，明朝人物，杭州钱塘人，出生于辽阳。明末名将、民族英雄毛文龙独子，生于泰昌元年（1620年），辽阳失陷后，被毛文龙的好友徐镇静救出，送往杭州钱塘故宅，崇祯十一年（1638年）补杭州府生员，后入太学。清军入关后，定南王孔有德、平南王尚可喜、靖南王耿仲明等皆为毛文龙旧部、因毛文龙被冤杀而降清，纷纷派遣使者邀请毛承斗，并向清廷荐其为官，毛承斗坚决拒绝出仕清朝，并说：“愚不任官事，且惧违先将军志也。”后孔有德于湖北驻兵时，毛承斗受家乡父老托付，前往拜会，欲说服其反清，没有成功，只好返回钱塘老家，不久病故。主要著作有《东江疏揭塘报节抄》，有子毛有韩。[/col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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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度[color=Blue]袁文弼
明末清初人物，明朝督师袁崇焕遗腹子，后出仕清朝，因立战功，抬入汉军正白旗。《清史稿·富明阿传》谓：“富明阿，字治安，袁氏，汉军正白旗人，明兵部尚书崇焕裔孙。崇焕裔死，家流寓汝宁，有子文弼，从军有功，编入宁古塔汉军。五传至富明阿。”
东莞学者张江裁辑录的《袁督师后裔考》及《东莞县志》载：袁崇焕崇祯年间纳一新妾，为他生下了遗腹子袁文弼。
除此之外，在不同地区的地方志以及当时人笔记中，都有着差不多的记载。如杨钟羲的《雪桥诗话余集》，魏毓兰的《龙城旧闻》，还有黑龙江省至今尚在的《江宁将军富明阿去思碑》、缪荃荪《艺风堂文集外篇》中《吉林将军富明阿碑》、缪荃荪辑《续碑传集》中屠寄所撰的《袁富将军战略》、《齐齐哈尔市的《御赐富将军碑》等碑文、拓片中，均有袁崇焕遗腹子袁文弼一系的记载。[/col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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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lor=Blue]《剖肝录》的作者余大成，与袁崇焕私交甚好，他与袁崇焕本有年谊，天启年间余大成得罪了阁臣刘一燝而下狱，当时袁崇焕曾上疏力救之，最后得以出狱。在网络上关于袁崇焕的争论中，著名的网友疯行烈多次提到袁崇焕对余大成有大恩，即是指此事。可惜的是，历来美化袁崇焕的文章，都刻意回避了余大成与袁崇焕的关系。而这样地选择性失明，无助于人们了解历史的真相。
当然，我们不能以袁崇焕对余大成有私恩，就以此断定余大成所作的《剖肝录》就一定会去歪曲历史，美化袁崇焕。这两者之间从理论上来说没有必然的关系，仅仅是提供了一种余大成可能撒谎的动机。至于余大成到底有没有因为袁崇焕有恩于自己，就去刻意地歪曲历史呢？我们还是要仔细地分析《剖肝录》才可以下结论。
首先，关于袁崇焕什么时候到京的，余大成为了证明袁崇焕的忠诚，说“焕自蓟趋京，两日夜行三百里”，这显然是一种夸张而不负责地说法。可惜地是，一些吹捧袁崇焕的人，如方舟子、金庸、阎崇年等，根据这一说法加上自己想象，编造出“袁崇焕率五千骑兵急速追赶，士不传餐，马不再秣，两天两夜急行军三百多里，竟比满军早到北京三日”的神话。
那么，实际上袁崇焕倒底是何时到北京的呢？我们可以从其它的一些逃过满清篡改的明代史料中找到答案。根据《崇祯实录》、《国榷》等书的相关记载，黄太极率大军突破长城喜峰口，进犯中原的这一天是崇祯二年十月戊寅日（公元1629年12月11日），京师震动而戒严，同时诏令各路兵马勤王。此时远在山西大同的总兵满桂闻京师警，率领5000骑兵千里勤王，于十一月丁亥日（公元1629年12月20日）即赶到京师，只花了十天（还要扣去消息传到山西的时间），而当时就在山海关附近的袁崇焕部，竟然要拖到十一月辛卯日（公元1629年12月24日）才赶到蓟州，比满桂足足慢了四天。从蓟州赶到北京，则是到了十一月丁酉日（公元1629年12月30日），也就是说，黄太极进犯中原后，就在山海关附近的袁崇焕，花了20天时间才赶到京师，比远在山西的满桂慢了整整十天，从蓟州到北京更是走了6天，而余大成则说成“焕自蓟趋京，两日夜行三百里”无非是替自己的恩人吹牛而已。不幸的是，这种谎言则被满族历史学家们，当成一种史实广为传播，并不断增加煽情的虚构情节，作为袁崇焕之忠的证据。
如果说天数问题仅仅是小节的话，那么在一些大是大非的问题上撒谎，则完全是余大成的人品问题了。
比如，余大成费了很多篇幅，绘声绘色地描写了祖大寿出走，朝廷没有办法，只好请袁崇焕在狱中写信招回大寿的故事。这一点，现在被很多袁粉当成袁崇焕忠于明朝的证据，每当在面对各种袁崇焕通敌卖国的明朝史料无法辩驳时，就歇歇底里地狂叫：“请问一个汉奸会在狱中写信召回自己的部下忠于明朝吗？请回答，请回答……”，然而这个问题是无法回答的，因为袁崇焕根本就不曾在狱中写过什么信，这种说法是余大成为了美化自己的恩人，所编造的。
请看《崇祯实录》中关于祖大寿从出走到返回的相关记载：
辽东兵溃。辽兵素感崇焕恩，满桂与祖大寿又互相疑贰，大寿辄率兵归宁远，远近大骇。
孙承宗上言：“辽东兵溃约万五千人，自通州南趋张湾。臣闻之，急以手札慰谕祖大寿，并传檄三军，令游击石柱国力谕诸将校；将校多垂泪曰：‘主帅已僇城上，又以火炮歼我，故逃避至此！’臣思大寿危疑之甚，又以身贵不能受制同列，故乘吏卒惊疑，全军尽溃陷，人以自护；非诸将尽叛也。急宜敕关内、关外两道慰谕将领，解散士卒，大开生路，以收人心。”上从之。大寿抵山海关宣圣谕，吏卒乃安。
全文只字未提到袁崇焕，只是讲孙承宗请旨劝谕辽东兵将，挽回了局面。
同一事件在另一部史学巨著《国榷》中描述如下：
少师兼太子太师兵部尚书中极殿大学士孙承宗奏：“辽东兵溃约万五千人，自通州南趋张湾。臣闻之，函手札慰谕祖大寿，并传檄三军，令游击石柱国飞骑追之。仅及其尾，弓刀相向，柱国力谕诸将校，亦多垂涕：‘但主帅已僇，又火炮歼我，故遂至此！’柱国又前追大寿，远数十里，诸将校且泣且戒，柱国奋不顾。臣思大寿危疑之甚，故乘吏卒惊疑，全军尽溃陷，人以自护；非诸将尽叛也。宜敕关内、关外两道慰谕将领，解散士卒，大开生路，以收人心。”上从之。大寿抵山海关宣圣谕，吏卒乃安。因令堵截建虏归路，自是大寿称疾，不复视事矣
虽然字句有出入，但内容大同小异，也是说孙承宗请得圣旨劝谕，才让祖大寿和辽东部队回来的，同样不关袁崇焕鸟事。
这时，袁粉一定又要狂叫：“明朝只有袁崇焕一个忠臣，其他的都是垃圾，孙承宗是谁？根本没听说过，我不信！我不信！我不信！！！”其实，满清为袁崇焕翻案的目的，其中之一就是抹杀孙承宗、满桂、毛文龙、秦良玉、罗一贵、张盘、黄龙等无数大明英雄的光辉，让人误以明朝是一个没有忠臣，活该亡国的朝代。而袁粉对孙阁老的无知，恰恰证明了满清达到了他们的目的哦。
实际上，孙承宗督师关外的时间要比袁崇焕长得多，著名的宁锦防线就是他主持修建的。辽兵素感其恩、素服其人，所以当孙阁老劝谕时能收到很好的效果，成功地说服了辽东兵将。当然，祖大寿自此以后开始装病，拒绝为明朝效命，则是他个人品质问题，这个人以后还投降清朝做了汉奸。在关宁军按兵不动以后，将清军赶出关外的，主要是河南巡抚范景文派出勤王的部队和前毛文龙统领的东江部队。范景文于1644年闯贼进京后自杀殉国，时任阁老，系明朝殉国的最高级别官员；毛文龙则早在1629年5月被袁崇焕杀害，但中国人民将永远记住他们。
所以说，祖大寿系孙承宗召回一事，史载明文，有因有果，断然与袁崇焕无关；余大成为了美化自己的恩人，编造出袁崇焕狱中写信这样的故事，明朝史学家多斥其虚妄，根本不采纳这种胡说。在明朝的史料中无一记载其事；即使到了清初，在谷应泰所撰《明史纪事本末》中，也不载此事，只是到了乾隆四年，奴酋为了美化袁崇焕，先是编造出“反间计”的故事，后又下令重写《明史·袁崇焕列传》，将余大成虚构的故事硬塞进去，才使得这种说法谬种流传，遗毒至今。而其源头，正是余大成所作的小说《剖肝录》。
在《剖肝录》中还有一些极其可笑的情节。比如说，余大成说祖大寿八十岁的老母也在军中，在祖大寿逃到关外，接到袁崇焕在狱中写的信后，祖老太太劝祖大寿回去奋勇杀敌，而祖大寿也听从了他母亲的教诲。“寿母在军中，时年八十余矣，问众何为，寿告以故。母曰：‘所以至此，为失督师耳。今未死，尔何不立功为赎后，从主上乞督师命耶？’军中皆踊跃。即日回兵入关，收复永平、遵化一带地方。”
为什么说这段情节是放P。因为首先按《大明律》，将领出征在外，父母老婆一律不许从军，主要是防止将领叛逃跑。对于辽东这种极其敏感的地带，尤其要求如此。他祖大寿就有10个脑袋，也不敢把老娘带军中啊。袁崇焕为什么要在宁远买妾，就是因为老婆是绝对不允许带身边的，而妾在明朝没有法律地位，所以要买多少都不要紧。
祖大寿不可能把老娘带军中，还有一个原因是：关宁骑兵从关外到北京奔波数百里，用他余大成自己的话来说就是：“焕自蓟趋京，两日夜行三百里”，骑过马的人都知道，一个八十岁的老太太，在马上颠簸日夜这么长时间，别说命了，骨头早就震散了。当然有袁粉要反驳我说，你刚才自己考证袁崇焕的部队从蓟州到北京走了6天。其实，在路上颠6天，80岁的老太太同样是吃不消的，这可是部队的行军，不是坐长途汽车。
所以，余大成作《剖肝录》，是为美化其恩人袁崇焕。其中歪曲史实，胡编乱造之事甚多，可以视为玄幻小说的祖先。像这样谎言连篇的污点证据，根本不足证明什么。可惜的事，许多满遗美化袁崇焕的文章，都不惜引用该小说虚构的故事，添油加醋地美化袁崇焕，却全然不管这些故事与严肃史料《崇祯实录》、《国榷》等相互矛盾。满学会会长阎崇年所作《袁崇焕传》、满清包衣奴才的后代金庸所作的《袁崇焕评传》等书，都是其代表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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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本帖最后由 37008 于 2012-8-16 18:11 编辑 [/i]]
slj21 2012-8-17 22:16
明朝的灭亡是当年中国各个阶级，各种矛盾全面爆发的结果。
无论从政治、经济、军事都已经步入了最艰难的时候，
而老天爷都不给中原面子了。
袁崇焕是个什么人，估计持不同观点的人都很难说服对方。
因为史料实在是太复杂了。互相矛盾，真假难辨，史学界
在考量各种纷杂的史料的时候，肯定还是以官方正史为第一选择。
那么得出袁崇焕被冤杀的结论也就可以理解了。
——不过万一正史有问题呢？尤其清朝的文化界造假严重。
所以其实这个也很难让人相信。
不过有些事实，我觉得是大家都没有否认的。
1.平台奏对的时候，袁的策略是：5年平辽。按照当时双方力量对比来看，
这基本是扯犊子。
2.袁崇焕杀死了毛文龙，直接消除了满清后方的最大牵制力量。
3.作为针对满清方面军的负责人，让满清直接杀到了京师城下。
4.袁的后人投降了满清。而毛文龙的儿子却一直拒绝出仕满清。
这几条可以得出几个结论
1.袁对辽东的判断完全错误，完全不考虑实际情况，在对方野战能力远胜己方的情况下，
居然寄希望于堡垒推进完成收复！用持续的防守完成进攻任务？
好像没有哪个优秀的将领能做到。
2.袁非常强势，不听话的人一定要除掉，而且独断专行！
完全无视律法，并且牺牲了国家利益。
3.在后代培养上，输给了被他杀掉的毛文龙，毛的后代拒绝出仕满清，
袁的后代不但投降了清朝，甚至入了旗，甚至改了姓氏！
在他那个位置上，如果完成了任务，无疑是力挽狂澜的民族英雄，但是他失败了。
体制内的人都知道，那些成功的官僚，无一不是能力与搞关系双优的选手；
虽然袁也混了不少年，但是他不是这样的人，他的能力也没机会得到证明。
汉奸？叛国？貌似没有不可动摇的证据。
不管怎么说，从结果上看，他失败了，他是一个失败者，误国者！
[[i] 本帖最后由 slj21 于 2012-8-17 22:21 编辑 [/i]]
shadoubushi 2012-8-17 23: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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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oneleon 2012-8-18 15:06
败了就是败了，中国的历史、世界的历史，在那个转折点上都发生了改变。汉人政权继续下来，又该是一个怎样的世界。
疏楼龙宿 2012-8-20 17:48
那些为毛文龙唱赞歌的，先读读台湾学者李光焘的毛文龙酿乱东江始末再来说吧。尔取山海，我取山东可不是袁崇焕说的吧？
疏楼龙宿 2012-8-20 18:08
袁崇焕真的不在狱中写过信吗？明末清初屈大均的皇明四朝成仁录这么记载：上忧甚，令崇焕手书慰东镇将士，满桂战殁，遂命世龙总理关宁兵马，都各路援兵。
屈大均可没受过袁崇焕的恩情吧？
37008 2012-8-20 19:04
某人辩论的方法就是——这个资料不能信，那个资料不能信，只有我说的才是最正确最权威；不信？你去某某某地方找个某砖家叫兽写的历史看看，还不能是AA籍贯的，必须是BB籍贯的。
崇祯实录，熹宗实录等原始资料不能看，因为是为谁唱赞歌。明朝当代官方观点不能信，因为是为自己遮丑。评论国民党的证据不是国民党的档案，而是推翻他们的天朝教科书
上下嘴皮一碰，啥证据都不用拿，说你错误你就错误，要么就叫你自己回去查资料，还得用教育你的口气，偏偏当你拿资料出来的时候他又开口说这些资料统统不能信，因为你找的就算是原始档案在他眼里都不如他的砖家历史资料正确~
至于“谁提出谁举证更是辩论的基本原则”更是搞笑，12x2=18这样的证据都上场了，而且还是嘴唇一动，我的证据就是历史，就是正确的，你的档案就是错的，就是史实性错误！
反正有人撑腰，我无论怎么狂妄自大刻薄说你错误都没事，你反驳我一用词不当，自然有人来拉偏架
再纠缠下去连你的ID都保不住！
[color=Blue]“谕以袁崇焕咐托不效，专恃欺隐，以市米则资盗，以谋疑则斩帅，纵兵长驱，顿兵不战，援兵四集尽行遣散，又携潜喇嘛，坚请入城，种种罪恶，令刑部会字磔示。依律家属十六以上处斩，十五以下给功臣家为奴。今止流其妻妾子女及同产兄弟二千里外，余俱释不问。[/color]估计连被杀的罪名都是别人编造的，别人加入以谋疑则斩帅来为毛唱赞歌
[color=Blue]《明季北略》（卷5）：“俄桂中流矢五，三中体，二中甲，拔视，乃袁兵字号。桂初疑清将反间，伪为袁字号耳。及敌骑稍远，细审，果为袁兵所射，大惊，入奏。”
[/color]某人的理论，这个证据也是错误的，因为袁和满不在一个地方，反正别人都是错误的，历史是由某人说的算
[color=Blue]毛文龙疏言：臣受数十疏捏谤以来，心如死灰。因圣恩未报，力疾以做未完之局，臣之愚忠也！非栖栖恋位也！邸报见皇上宣召廷臣，问对发帑记注。臣涕泣感叹，因记刘爱塔来时，云东事今冬必图大举。臣割断流言预筭克五岭关等处，使褁足不西。臣之心事，天知之，鬼神知之，不敢一字欺圣明也。然各岛兵丁正月早已绝粒，赊借客粮，寻挑野菜度日，不意三月初七日见督师尚书策画东江事宜，欲以东江钱粮器用俱，从关门运至觉华岛登舟。由旅顺以至臣处，而津运粮料，亦由靖海以及觉华岛，俱经督师衙门挂号方许出海。臣读毕，愁烦慷慨，计无所出，忽闻哭声四起，合岛鼎沸诸将拥进臣署，言兵丁嗷嗷以至今日，望粮饷到客□来，有复辽之日，各还故土。谁知袁督师将登州严禁，不许一舡出海，以致客舡畏法不来，且山东布政司钱粮及青登莱三府官粮竟无影响。故尔各兵慌忙云是拦喉切我一刀，必定立死。况兼饥饿无飱，不得不苦，不得不哭，臣急谕以有粮饷，毋得轻听谣言，多方慰抚，哭声始得稍息，至初八日纷纷群聚，竟续宁远揭竿之状。臣怒发上指，请旗责谕各营将官，不能禁约兵哗者，将官立斩。是日虽得不哗，而人心不一从此变矣！至初九日家丁急报：兵聚海边，抢舡杀人，臣即亲带数十骑驰至海边。而降丁与辽兵争舡已先血刃相杀。幸得潮来长满，臣至厉声而人俱下舡。慰以前岛移米，分给复诱之，以官粮米随来。男妇万余跪哭震天，云：非我等不忠不义，实是各要逃活性命。臣亦怜泣抚之，独恨降丁无状，立刻查出为首二名枭示军中，方得稍定。臣还署，自悲不知几时得米，臣思绝粮兵变亦死，死而不得其法，人犹笑臣无用，臣敢题明海上必不可禁，然后就死于一军之前,庶可代十余万生灵也！臣观督臣疏中语意，似乎疑臣不受节制，故欲申海禁而通辽海，方为合力为有用，臣感督臣爱国之忠，而画东江之事未妥也！节制东镇之法固善，而接济饥军之着未便也。[/color]
[img]http://pang haochen/pic/item/38863fd7f52317c1a144dfbf.jpg这张百度图片在SIS贴不上，有兴趣的可以看看
[url]http://hiphotos.bai[/url] du.com/panghaochen/pic/item/38863fd7f52317c1a144dfbf.jpg
各朝实录记载的都是当朝皇帝亲身经历的各项大事，按年月日排比加工，时序清晰，条目明确！
满学会长阎崇年也是砖家叫兽
[[i] 本帖最后由 37008 于 2012-8-20 23:15 编辑 [/i]]
37008 2012-8-20 21:32
呵呵~屈大均！还不如拿程本直的白冤疏当证据那[color=Blue]有关明朝已经为袁崇焕平反的资料主要有两个源头。
一个是邝露的《峤雅》集，其中有诗《留都赠梁非馨》（不是"七年辽海信，消息几能真"，那是黎遂球的诗，而是这首"逐客同征雁，翩翩出塞垣。……龙精千尺雪，持照昔人恩。"），后面有自注称"非馨为袁督师重客。督师以孤忠见法，天下冤之。后十二年，予与非馨同朝。非馨在主政，余在史馆，疏白其冤，服爵赐葬。非馨真信友矣。"
这里很明显是说，当袁崇焕死后12年，即崇祯15年（王贵忱在《袁崇焕画像及其疏稿》中误注为14年），他和梁非馨（即梁稷，袁崇焕第二次督师时的首席幕僚，非馨是其字）就上疏给袁平反，而且"服爵赐葬"。但钱海岳的《南明史》却误记为，是永历听了邝露的话，才给袁追谥"襄愍"。这显然是把它和另一个来自高宇泰的源头给弄混了。邝露并没有提及过"襄愍"，且其诗注清清楚楚地表明时间是在崇祯15年，他也只可能在那个时候才在"史馆"供职。邝露本人在北京破后于1645年南下南京，但正好遇上左良玉东下，弘光政权迅速瓦解（《峤雅》中有《游扬历岩》等诗注可证），不得已匆匆再次南下广州，再也没有回到过南京。很显然，《留都赠梁非馨》这首诗一定是在1645或者更早前作的，而永历政权要到1646年底才成立，时间根本对不上。
南下后邝露呆在广州，先在唐王绍武朝廷中短暂地出任，后清兵破广州，他又在家不出，一直到1648年4月李成栋反正，邝露才有了可能加入永历朝廷的机会。这其中是因为前大学士何吾驺在李的反正中出了大力，而邝露正好是他的门人。《峤雅》中还有《赵夫人歌》专门歌颂尸谏李成栋反正的爱妾。在这层关系之下，邝露终于得到推荐，当上中书舍人。屈大均《广东新语》"邝湛若诗"条，阮元编的《广东通志》卷285"邝露传"都记载他"岁戊子，以荐得擢中书舍人"，戊子年即1648年。清军随后在1650年3月再次包围了广州城，至11月破城，邝露死难。如果说永历是"以邝露言"才给袁崇焕赐谥的话，那只能在1648－1649两年中，但《留都赠梁非馨》这首诗不可能是在此间写出来的，他在这两年内既未去过南京，也并不在史馆任事，因此这首诗注内所提到的"服爵赐葬"只能是崇祯年间，正像它自己已经清楚说明的那样，是崇祯15年的事。钱海岳先生在《南明史礼志》里的记载只能是搞错了，还有许多认为"服爵赐葬"是指弘光年间（如杨宝霖《袁崇焕籍贯考实》）或者绍武年间（如颜广文《东莞袁崇焕督辽饯别图诗历史人物考述》）的人，显然也都没有给出令人信服的理由。
确定了时间后，关于这条源头，我们唯一要做的就是判断它有多可信，即崇祯有没有可能在15年就为袁平反并给他"服爵赐葬"？一是我们没有任何的史料来证明确实有过这样的举动，二是从之后的情形来看，南明的大臣们无疑仍然把袁当成一个反面的典型例子。如弘光时徐若麒就在和黄耳鼎辩议款的时候大骂袁，将其和陈新甲并列。徐若麒时任吏部尚书，管人事的最高官员，如果袁已在崇祯时被平反，想必不至于拉他作靶子如此猛踩。更何况在崇祯15年以后一段时间里，无论站在哪方立场上的私人记述中，似乎都不知道有平反之事。如《明季北略》、《石匮书后集》大约都成于顺治末康熙初，却仍然认为袁罪有应得。《国榷》约成于1653年，谈迁虽然认为凌迟袁过了，但仍然以为戍之遣之是没错的。反过来，杨士聪颇为袁抱不平，但他的《玉堂荃记》就完成于崇祯16年（书前有癸未之序），却丝毫不知15年袁已经"服爵赐葬"，还愤愤地说"此等事，人多不敢言之"。因此我觉得这种可能性是不大的。
再来看袁的另一个幕友王予（字予安，号菌阁主人），袁死后他立志为其伸冤，广泛搜集各种材料。很久以后他遇到屈大均，后者在王死后曾撰《王予安先生哀辞》一文追忆其人（见屈大均《翁山文抄》卷10），其中有如下文字："……先生尝谓予曰：'子之乡有大司马袁公崇焕者。方其督师蓟辽，予以诸生居幕下。其为国之忠勤，予独知之。其不得死于封疆，而死于门户，天下人未必知之也。自大司马死，而辽事遂不可为。吾三十年以来，每一念至，未尝不痛心切齿于当日之权奸也。大司马无子，其疏稿及余集生、程更生讼冤诸疏，予藏之笥中久矣。今将授子，其为他日国史之采择，其可乎？'……临别，嘻吁鸣咽，复执予手曰：'曩当丧乱时，予不能死，不惟有愧于吾乡九公，且无以见袁大司马。使大司马被逮时，予以一死明其冤，以十口保之，天怒或回，使大司马得立功自赎，则辽事庶几可为。而吾乃■弱不能，郁郁至今，悔之无及。惟期疏草子，其采入大司马列传，使后世获知其忠，亦吾所以下报大司马也。'"
有学者（王贵忱）曾据此认为今天无名氏所撰《袁督师事迹》中的袁奏稿、《矶声》、《剖肝录》等文就是从屈大均手里的王予藏本所来。
但据以上文字，很显然可以看出王予为袁之冤奔走多年，却仍然无法申雪。"三十年以来"，"天下人未必知"袁乃冤死于门户。因此他才在临死前把所有材料都交给屈大均，希望他能把它们传递下去，以期将来修史时可以采纳，"使后世获知其忠"，为其平反。那么显然，在袁死后的30多年，他仍然是蒙冤的，没有平反之事。对把为袁伸冤视为己任的王予来说，他自然绝对不可能错过朝廷已经为其平反的新闻而懵然不知，由此可反证邝露崇祯平反之说不确。
况且邝露说的还不是简单地加谥号的问题，而是"服爵"，那是要加爵号了。整个崇祯年间都没有外姓封过爵，只有最后时刻狗急跳墙，封了吴三桂、左良玉、黄得功、唐通四个。服爵是大事，无论如何不可能失载于诸多典籍，因此这个源头实在是很难靠得住，袁似乎不可能在崇祯年间被平反。
但话又说回来，邝露和梁稷很可能是曾经上疏为袁的平反所争取过的。首先两人和袁的关系都极深，他们都是广东人，袁的同乡，梁稷本身是袁的高级幕僚，邝露的从兄邝湛也在袁手下当兵（《峤雅》中有《九咏送从兄湛之塞垣》诗，其序有云："兄……以骠骑从袁督师，死于边"）。袁再督师时与众人饯别，今留有"袁崇焕督辽饯别诗图"，两人都有名在其上。袁死后多年梁稷试图为其伸冤而不得，黎遂球《莲须阁集》中有诗《送王予安还粤兼送梁非馨》，全文如下：
王郎昔与梁生居辽左烽烟谈笑余梁生作书遥与我此中乃有王郎人不如
自从辽事溃败罪督死王郎徒步归乡里我从燕市遇梁生不语泪下如流水
王郎高才举于乡声名鹊起羽翼长十季而今得一见典衣奏妓全飞觞
酒酣相看意复恶为君起舞还命酌督师失守有怕罪是逆非逆果何若
此事君应解其故试望胡沙迷海雾君来仍主督师家何以报之前途赊
去逢梁生为问信岁荒久客安归耶他人小恩勿烦受无乃空作祢衡挝
意思大概是说当年梁在袁军中，写信告诉我他有一个叫王予的很出色。而自从袁冤死后，王予回到乡里，10年后才得以与我相见。我拜托他为洗刷督师的罪名而努力，也问候久在外的梁。可见在广东文人的圈子中，诸人都把为袁平反的希望寄托在王予和梁稷等人身上。这首诗约作于袁死后10年，那么再过两年，梁入朝主政，正好遇到邝露，联名上疏白其冤自然也是很正常的事情。只不过可能是疏中希望袁能够"服爵赐葬"，但后来没有实现而已。
分析完了邝露这个来源之后，我们再来看明朝曾为袁平反之说的另一个来源，即高宇泰的来源。它和邝露的那个说法同时在全祖望的《鲒崎亭集外编》卷28《跋明史袁崇焕传后》中被引用（崎字应为土旁），全文如下：
南都已有为崇焕请恤者，未得施行。桂王在粤争请之，会北来者以太宗档子所言，雪崇焕之冤，始复官，赐谥曰襄愍。此见吾乡高武选宇泰集。按：邝舍人《峤雅》已有诗纪此事，但未及其易名耳。其以太宗密谋死，亦以之得雪，异事也。
值得注意的是，全祖望似乎认为这两者说的是同一件事，因此他说邝露已经有诗"纪此事"。但我们现在看来，它们明显在时间上就不对，高宇泰说的是永历年间平反，而邝露说的是崇祯年间就已经平反了，可以说它们根本就是互相矛盾的。若袁在崇祯时就已经"服爵赐葬"，那么弘光、永历时为什么还要再多此一举，不停地为他请恤赐谥呢？所以邝露和高宇泰的记载最多只能有一个对，而不可能都是正确的。
现在来看高宇泰的说法，全祖望自己已经是康雍乾时的人，不可能是第一手资料，他也不过是转载明末时人的说法罢了。这个记录，据全说见于"吾乡高武选宇泰集"。"高武选宇泰"就是高宇泰，"武选"是因其曾授兵部武选员外郎，和"袁督师崇焕"是一样的。1996年广州师院学报王贵忱一文中，可能是因为编辑问题，写成了"高武选《宇泰集》"，这是不对的，没有叫做《宇泰集》的书。全氏《鲒崎亭集内编》卷14有《明故兵部员外郎高檗菴高公墓石表》，是其墓志铭，《续甬上耆旧诗》中又有《高武部宇泰传》，其中都提到高宇泰的著述无非三种，一种是《雪交亭集》，也就是今天我们能见到的《雪交亭正气录》，它是从1644年开始，记录明亡后死节诸臣的，其中并没有袁崇焕的记录。一种是《敬止录》，是讲典故旧闻的。全祖望说这本书已经"残断不复传"，其实今天我们还是可以见到40卷本的《敬止录》，不过其中也没有袁的内容，而且既然全祖望当时以为它已经失传，他自然也不可能从这本书中得知为袁平反的事迹。那剩下的唯一的可能只有高自己的诗集了，据全祖望说它们编为《肘柳集》，存在他家。
今天我们恐怕已经无法见到《肘柳集》了，不单是今天，全祖望死后不久，清代两位名家严元照、杨凤苞点校《鲒崎亭集》的时候，似乎就已经无法得见该书。严注明了《峤雅》诗的来源，却无法注明高说法的原本，因此我们现在也只好把全祖望的引文当作唯一的依据。那么，它有多可信呢？
首先来看"桂王在粤，争请之"，就是说袁崇焕复官赐谥是永历帝在广东之时。永历于1646年十月初四在肇庆出任监国，但16天后就逃往广西梧州。后来与广州的绍武政权互相攻战，清军趁机占领广州，永历逃往湖南，广西等地，反复折腾，直到李成栋反正后才于1648年六月回到肇庆。但李成栋等随即兵败身死，永历于1650年二月又逃回广西梧州，十一月逃往南宁，1651年十二月南宁失陷，永历逃入云南驻安龙，自此再也没有回到过两广，1656年被李定国接入昆明，最后死在缅甸。
由以上可知，"桂王在粤"的时间是很短的。若刨去1646年底极其短暂的两次驻肇庆不算，那就只有1648年六月到1650年二月大约20个月的时间。当然，在较少的某些情况下，明朝人所指称的"粤"也会包括广西，但无论如何到1651年以后，怎么也不能算作"桂王在粤"的时期了。因此，若高宇泰的说法正确，为袁追谥必然在1650年之前，决不能晚于1651，最有可能是发生在1648年底到1649年初，永历朝廷幻想中兴，大肆为各人加官进爵的那一段时间里。
由此引发的问题就是，在1651年前，无论何种"北来者"，能看到什么样的"太宗档子"？以其"雪崇焕之冤"可能吗？
归根到底，清方有关袁崇焕的材料与明朝不同的，无非多了一个"反间计"的记载而已。我们如今能够看到的一切有关"反间计"的清方材料中，最早的也是唯一的源头是《满文老档》，有没有早于它的不好说，但无疑所有晚于它的记录都是以它为蓝本的。在这其中，第一次以汉文形式出现的材料则是《清太宗实录》，而《实录》的内容无疑地抄自于《老档》。关键在于，《太宗实录》是顺治9年，也就是1652年才为清世宗下令开始编修的，基本定稿要直到康熙21年，毫无疑问，"北来者"如果真的能在1651年前就接触到相关资料，那绝非《实录》，而必为《老档》。或至少，其古老和原始程度必定是和《老档》所相当的，而且极有可能是满文的。
如果就《满文老档》而言，它是抄于明朝公文纸或者高丽纸之上，本来存于沈阳（盛京）崇谟阁，1644入关后即移至北京内阁大库封藏，直至乾隆六年（1741）被取出重抄6部之前，必然只有一个孤本。此为清皇家绝密档案，似乎不太可能为普通人所接触。而且它用原始的无圈点满文所书写，按照一史馆汉译本的前言："文字古老，记述多用口语，句型简短，结构不严谨，语法不规范，夹书蒙语与汉语借词，其中许多语词在清入关后已被淘汰。"在当时，即使大部分满人也根本不会书写和认读普通满语文字，更不用说辩读如此困难的文书，若说一个"北来者"能够以此为据说服南明朝廷为一个大员翻案，似乎太过匪夷所思。
还有就是大家都清楚的，明朝官方并没有以通敌作为处死袁的罪名。如果说清朝档案中有实行反间计的内容，似乎不构成昭雪的理由。
以上还不是主要问题，关键的疑问和邝露的记载是一样的，那就是从所有的史料来看，大家似乎都不知道袁崇焕有过这么一次"平反"的经历。王予，屈大均都是广东人，又都是极关心袁崇焕的人，不可能不知道永历"在粤时"曾为其平反，也不可能不在著作中加以记述。而反过来看高宇泰的事迹，他在隆武朝廷灭亡后一直在江浙一带追随鲁监国政权，组织义士在海上抗清。1646，1648年两次因走风而被清廷捕入狱，幸得朋友用钱贿出。虽然家道破落，但志向不改，坚持"往来海槎山寨间"，以致1650，1651年间又数次濒死。对比之下，我们至少有两个疑问。第一，高宇泰的活动地区和永历朝廷毫不接壤，中间有清军隔阻，双方绝难来往。他那"桂王在粤时"的记录显然并非他的亲眼所见，只能是事后或者从他人口中得来的风闻，无法保证真实性。第二，如果袁被平反的新闻连远在海上，生平和袁崇焕没有什么大关系的高宇泰都听说了，同在江浙一带的谈迁、计六奇、黄宗羲等人应该不会不知道，更不用说就在广东的屈大均。退一万步讲，如果说是弘光那种谥号大甩卖的年代，大家给忘了记载倒也算了，但根据钱海岳南明史，永历年间除了袁崇焕，前朝的人士一共只追谥了3个：张居正的两个儿子张敬修，张允修。还有一个叫杨开的，暂时还未查到是哪个姓杨的之后。无论如何，应该算一件大事，完全湮没于史册似乎说不过去。
由此，高宇泰的说法至少也是很可疑的。我们更无法得知全祖望在转述之时，擅自作了多少更改变化。至少可以肯定的是，"太宗档子"这个词并非高宇泰的原话，而是全祖望自己说的。因为"档子"或者由其引申出的"档案"等词本来都是满语译过来的，入清后才得以流行，明末人决不会有此说法。而高宇泰作为反清义士，也不会称皇太极为"太宗"。因此，原文所指的究竟是什么，只能存疑。
翻钱海岳《南明史礼志》，似乎又有记载说弘光元年二月，曾为袁崇焕复官，祭葬。因不知这个记录源于何种史料，因此无法从来源上作出评论。但它至少和前两种说法在时间上都是矛盾的。从一些基本的材料如《国榷》，《弘光实录抄》等来看，它们的记载虽不能说一定完整，但在复官赐谥这种地方至少也还算仔细，一笔一笔的罗列甚详。单《国榷》来说，仅仅该月就有"故■■■邓逢兰赠太仆寺卿"，"故礼部尚书李思诚故御史张汝懋俱复官"，"复逆案张伯鲸原官"，"昭雪逆案复吴孔嘉南京翰林院编修"，"予故定国公徐允祯祭葬"，"故浙江道御史冯垣登赠南京太仆寺少卿"，"故■■■■邓逢吉赠南京太仆寺丞"，"予故兵部尚书张希武祭葬"，"故■■总兵刘源清赠太子少保谥武节，赐祭葬"，"予故兵部尚书刘廷元祭葬"，"予故锦衣卫左都督刘侨祭葬"，"复故巡抚宣府右佥都御史沈棨官，予祭葬"，"故礼部右侍郎顾启元谥文庄"，"予逆案故工部尚书徐大化祭葬"，"复故刘荣嗣工部尚书"等等大批记录。
如果说《国榷》连翰林院编修，右佥都御史这种程度的复官都不厌其烦地记录下来，却单单漏了督师尚书的大冤案昭雪，恐怕没有什么道理。况且说弘光时翻案，和前面两种说法一样面临着严重的困难。因此也只能存疑不论。再说了，弘光时的"昭雪"多如牛毛，当年逆案中的人大半都"翻案"了，恐怕也没什么值得高兴的。
总而言之，南明为袁翻案的说法，源头既少，又都是孤证，互相之间冲突矛盾，和现有的其他大量史料更存在着严重的兼容问题。从一般的逻辑上来说，即使我们无法完全排除这种可能性的存在，但至少应该从理性上更倾向于相反的说法，直到有更多的证据可供评估[/color]
[[i] 本帖最后由 37008 于 2012-8-20 21:45 编辑 [/i]]
37008 2012-8-20 23:44
呵呵~关于台湾学者李光焘的毛文龙酿乱东江始末
有篇文章写的很有意思
[color=Blue]
、李光涛对史料之歪曲
1、对发现的金人原始档案祝世胤奏本的粗暴否定
张爱斌说“李光涛利用明清档案，并参据朝鲜实录，以三方面的原始材料，互相比勘，所以研究成果极为丰硕。”
《毛文龙酿乱江东本末》就是其成果之一了，但细观其文，主要倚赖的材料却并非是明清档案，反倒朝鲜方面的记载占据了大头，估计比例在百分之八十以上。李光涛对朝鲜方面的材料倚赖和盲信的程度，可以从他对一则史料的评论中窥见一斑
在李光涛写的《〈明清档案存真选辑第三辑〉述介》中有这么一则内容,
“天聪二年十一月厢边红旗备御祝世胤俯陈末议奏本，此本于民国五十八年夏于烂字纸中清出，乃一新文件，本内可注意的应为‘使宁远闻知，又疑毛文龙交通我国，叫他自相猜疑，彼果中我反间之计，不待动兵，而我坐取胜矣’之所云云，好像是说毛文龙于东事，殆已形成牵制之势？”。[2]
也即祝世胤给皇太极上奏提议用反间计，设法让宁远方面的袁崇焕猜疑毛文龙，除掉毛文龙，从而达到“不待动兵，而我坐取胜矣”的目的。
由《满文老档》记载，我们已知后金上上下下一直把毛文龙当作对其威胁最大的头号劲敌，必欲除之而后快。这则档案材料，更进一步能确证这一点。并且提供了毛文龙被朝鲜方面倾陷，被袁崇焕杀害原因的新线索。（可惜我看不到《明清档案存真选辑第三辑》的原书，如能看到祝世胤奏本全文，当能有更全面的信息。）
后金作为明朝的敌人，是最直接的当事人，他们的档案材料，本身已经是说明毛文龙作用的铁证了！但是我们的李光涛先生却并不这么看，在他眼里，凡是肯定毛文龙作用的材料都是不对他胃口的。
他的评论是“毛文龙之酿乱海外，即在金国的汉人亦不知其底细，唯朝鲜知之甚审”，也即对不利于其观点的后金档案记录，粗暴否定其价值，就算了事。
这样的态度当然是极可笑的。和毛文龙正面对敌的就是后金，若后金不知道毛文龙对其威胁是大是小，那还有谁知道？
而且把毛文龙当作大敌要除掉的不仅是所谓金国的汉人，《满文老档》中记录的努尔哈赤和皇太极的言论比比皆是。李光涛一概视而不见，反视朝鲜贬低丑化毛文龙的记载为奇货，偏见私臆作祟一至于此。
后金大军又在这之后，在朝鲜人的向导带领下，去攻打毛文龙驻守的云从岛，因为毛文龙战守有方，吃了不小的亏。在前面的章节里已经提到，这里不妨再引用一下
“奴贼坐困多日，不能前犯，十九日，退回宜川下营，甚恨丽官丽人，口说‘你说活拿毛都督不难，今我马多跑死，兵又打死，毛都督又拿不到手，为何死活哄我来，你定是奸细。’贼即开刀杀人”[14]
这里需要解释一下，朝鲜人之所以说“活拿毛都督不难”，是因为在他们眼里，毛文龙就是一个成天靠蒙骗朝廷来升官发财的无能之辈，手下的士兵都是疲劣不堪，器械简陋，比他们朝鲜的军队都远不如。所以他们是真心诚意的认为不难的，倒并非是有意蒙骗后金。而和毛文龙打过仗的后金官兵，吃了苦头，当然就恼怒朝鲜人谎报军情，认为是在故意欺骗他们，其实这反倒是冤枉朝鲜人了，实在是朝鲜官僚的昏聩不明再加自以为是超出了后金的想象程度。
结果是毛文龙因为守御得力，损失不大，“奴虽犯抢一番，杀伤不满千人”，而勾结后金做向导来害毛文龙的朝鲜方面，反而损失惨重，“惟丽官丽人自己作孽，受祸亦不为小”[15]
朝鲜君臣的极度昏聩，在《李朝实录》记载的天启七年五月刘海（也即刘爱塔）送来的一份密揭中暴露的更清楚了。毛文龙当初给朝鲜群臣发出的提醒，朝鲜人以为是故意和他们过不去，诬陷边臣，而实际上毛文龙的提醒，是来自当时身在后金心在汉的刘兴祚的情报。
《李朝实录》这段记载如下：
“甲午，刘海送密揭曰：‘夷兵未来之前，仆为贵国计，曾发密贴，再通于毛帅，以之飞报于贵国。又于旧岁正月发一密贴于宁远都堂，使之移文于贵国，或防守，或连和，此心此事，又未知曾知会也？仆之谆谆于贵国者，实尽忠于南朝也。”[16]
从这份密揭来看，刘兴祚在后金发兵之前，曾经两次把情报设法传递给毛文龙，让毛文龙转达给朝鲜，并且还给宁远的袁崇焕也送过一份密贴，让其转达朝鲜。
毛文龙应该说不负所托，根据《李朝实录》，他在天启六年十月到十二月间曾经三次提醒朝鲜要注意后金进犯以及边臣和后金勾结的情况，但朝鲜都把好心当作驴肝肺了，全不当一回事，反而因此对毛文龙衔恨不已，认为是污蔑朝鲜忠良。
而刘兴祚通过袁崇焕方面转达给朝鲜的情报，则似乎成了肉包子打狗，毫无踪迹，在李朝实录中找不到半点记载了。
从以上的这些事实来看，可知朝鲜方面对后金情况固然不能了解，即便对自己这方面的情况也稀里糊涂，本身是否做好防御都要依赖于毛文龙的情报，更不必说去了解毛文龙和后金作战之情况了。
后来毛文龙死后，后金十月进攻入关，朝鲜到崇祯三年的正月还摸不着头脑，不敢确定究竟发生了什么，其昏聩一至于斯
李光涛所谓的“唯朝鲜知之甚审”，实在近于笑话！
3、即对于朝鲜之史料，李光涛亦割裂歪曲不已
退一步说，即便是对朝鲜方面的记载，李光涛也远不是那样尊重。其所引朝鲜的材料到处都充满了断章取义，歪曲解释，甚至直接粗暴否定。
（1）、毛文龙挠敌之事毫无所闻？
比如李光涛有这么两段话：
“毛文龙自天启元年七月二十五日镇江一动至天启二年十一月十一日，入据椵岛，其间留朝鲜时期，凡一年零四个月。在此年余内，据上节所记事观之，仅贼冲宣川一役，比较为血战。此外，则毫无所闻，亦未见有挠敌之事。即宣川之战，亦系金人夜入巡寻毛文龙，非文龙过江牵金人也。”[17]
“至文龙屡获叛贼，屡有擒斩之报，则又有朝鲜国王所云[毛大人自林畔之变，厥后亦不敢再动]之言可为反证(见记卷一七六叶一三一天启二年四月二十日乙酉)。林畔之变即贼冲宣川之事。”[18]
他宣称毛文龙从天启元年七月到天启二年十一月留朝鲜的这段时间内，与后金作战之事“毫无所闻，亦未见有挠敌之事”，可实际上这完全就是在说谎。
先不说，《满文老档》里后金给朝鲜的文书里就明确提到：
“毛文龙、陈良策、赵成功、李应龙、赵俊等，驻尔朝鲜之弥山，常犯河西。”[19]
光是朝鲜李朝实录中提到的这段时间里毛文龙对后金打击的记载就是一大串，居然都被李光涛无视了。被他拿来当成论据的“朝鲜国王所云[毛大人自林畔之变，厥后亦不敢再动]”，根本就是在断章取义！
朝鲜国王这话应该是对当时在朝鲜的明朝官员充当监军的梁之恒说的，本身就是假话。就在说这话的同一个月内，《李朝实录》里就有如下的记载
“（天启二年四月）己巳，传曰：‘观此西报，假鞑归顺者甚多，而毛将时留鸭绿江近处，作拿生衅，至于满浦亦送唐人云。李馨远误事非一，速为拿治，而速令毛将隐避宣、铁间，而唐拨（侦察兵）、唐人并使尽撤事，各别急急议处’”[20]
这里说的假鞑就是从后金逃亡出来，投奔毛文龙的剃头汉人，而所谓“毛将时留鸭绿江近处，作拿生衅”，生衅就是指毛文龙派兵袭击后金，而这让当时的朝鲜国王非常害怕，竭力要求毛文龙撤回力量来。
而紧接着第二天，又有这样的记录：
“庚午，谕于接伴使李廷龟等曰‘毛将不有监军之令，招募假鞑，轻举生衅，至送唐人于满浦等处，必有不测之变矣。急速以死善为周旋。毛将速回宣、铁，而江边各处拨儿、唐人一一尽撤，依前使我国报边各别竭力尽心，使必动听”[21]
还是说的毛文龙积极抗金的行为，招募后金逃亡出来的剃头辽民，并且袭击后金（所谓“轻举生衅”），还有派人到满浦等处，部署军事行动。
下面还记录有毛文龙拿获朝鲜和后金勾结书信，让朝鲜国王惊恐万分的事情
“甲戌，谕于监军接伴使曰：‘贼将佟养性领兵出来把截江口云，以此意速告于监军前，各别急送令箭于诸唐将，江边唐人使速尽撤。且见西报，唐兵以漕船七只渡去上下云，此必稽查我国人入往贼中差胡出来等事也，又弥串文书被夺于唐人云。近来接伴使等不能善为周旋，边上事势日甚危急。各别善图，使唐兵更勿渡去生衅，而以往唐兵亦使速撤回还事，以死竭力善为周旋。”[22]
正因为当时毛文龙率领的军队，抗金活动非常活跃积极，所以让朝鲜国王万分惊恐，接二连三命令，设法要让明军撤回来，“使唐兵更勿渡去生衅”，唯恐后金受到打击后，迁怒于自己。
而朝鲜国王之所以要对明方官员说假话“毛大人自林畔之变，厥后亦不敢再动”，用意无非是设法让明朝方面觉得毛文龙没有什么用了，赶快把他从朝鲜境内撤回了事。
光是同一个月内，李朝实录中就已经有大量直接揭穿这假话的记载了。而在其他时间里，此类记载也不少。就以天启二年八月为例：
“壬戌八月己巳，王接见金守备于仁政殿，守备毛将标下也。辛未，备边司因传教致启曰‘文希贤未及入住，毛将又斩真鞑，贼怒必甚，危机已迫’”[23]
这里说的文希贤是朝鲜派往后金的使者，所谓“毛将又斩真鞑”当然就是指毛文龙袭击后金，斩杀后金军兵的事情了。
还是八月：
“丁巳备边司启曰：‘毛将不量事势，横挑强胡，嫁祸于我国者累矣。既惩林畔之变，今将入海，是则悔祸之端巳著，而信我之意，亦可见矣’。”[24]
意思就是毛文龙不顾自己兵力弱小，面对实力强大的后金军队，坚持作战（不量事势，横挑强胡），屡次给后金打击，导致后金迁怒我国不是一次两次了（嫁祸于我国者累矣）。
光是这些《李朝实录》上的记载，就白纸黑字，彰明昭著，结果都被李光涛视而不见，反而言辞凿凿的说“此外，则毫无所闻，亦未见有挠敌之事”。如此论史，真可以令人齿冷寒心。
如果李光涛当真是没有看到这些记载，也还尚有可谅之处，问题是所有这些记载，他都看到了，甚至例如“毛将不量事势，横挑强胡，嫁祸于我国者累矣”都是被引用到文章里的。但似乎他是看到归看到，引用归引用，完全不经过大脑，直可发人一哂。
（2）、毛文龙诬陷朝鲜国王背明投金？
为了给毛文龙身上泼脏水，李光涛对朝鲜史料之歪曲，甚至直接粗暴否定，远不止于此。
比如他说毛文龙“又以憾恨前王李珲，污其通奴背明”[25]，也就是毛文龙在污蔑光海君李珲。而实际上呢，这个李珲私通勾结后金，是李朝实录中自己都承认的事实！
天启元年九月朝鲜国王李珲派郑忠信通使后金，一开始想隐瞒不让毛文龙知，后来看难以掩盖，又借口是到后金去侦探。《李朝实录》自己就有如下一段评论：
“所谓交邻者，交其可交之邻也，其有父母之仇而可以邻道交之者哉。既遣忠信（指派遣往后金的使者郑忠信）又不欲毛将知之，何异于掩耳盗铃乎？”[26]
在《李朝实录》天启二年四月的记载中又有这样的话：
“时王幽闭母后，戕害骨肉，密通奴贼，至遣差官。自知多行不义，恐漏泄于天朝，华人到京，必严饬该曹发卒围住，若对大敌”[27]
到了天启三年春三月甲辰，朝鲜方面把光海君李珲勾结后金谋害明朝的事实就说的更详尽清楚了：
“王大妃下教书宣谕中外，若曰：‘我国服事天朝二百余载，义即君臣，恩犹父子。壬辰再造之惠，万世不可忘也。先王临御四十年，至诚事大，平生未尝背西而坐。光海忘恩背德，罔畏天命，阴怀二心，输款奴夷，己未征虏之役，密教帅臣观变向背，卒至全师投虏，流丑四海。王人之来本国，羁执拘囚，不啻牢狴。皇敕屡降，无意济师。使我三韩礼仪之邦，不免禽兽夷狄之归，痛心疾首，胡可胜言？”[28]
明明“前王李珲‘私通逆奴’”是朝鲜方面自己的结论，却说成是毛文龙的“污奏”。一边在宣扬朝鲜自己记载如何可信，一边却对其记载本身任意歪曲割裂，不合于自己心意就直接无视否认。李光涛之颠倒黑白、混淆是非，往往到了如此可笑地步。
（3）、在军饷问题上，朝鲜记录又成了“不甚求详也”
再比如说关于毛文龙的军饷，我们在前面部分，已经引用明方的记载以及毛文龙塘报对照，清楚知道“平均下来，毛文龙每年收到的军饷二十万两银子都不到，粮食也只有十五万石多一点，合起来甚至远远小于关宁军饷的十分之一”。
而李光涛为了给毛文龙泼脏水，又凭自己想当然，信口开河，捏造说：
“又考东江粮饷，仅就饷银一项而言,前后平均计算,最少年亦四五十万两,九年共费,当在数百万以上，岁饷之外，又有赏银无算”[29]
我们不知道他这笔账是如何算出来，因为他没有提供任何根据！合理的推测是他把明朝方面官员奏疏里曾经提到的给毛文龙饷银最大的纸面数字都当成实发的军饷。而实际上毛文龙收到的饷银，就算合并收到本色粮食一起计算，最多的年份都达不到四十万两，至于所谓最少年亦四五十万两云云只能说是天方夜谭。
其算账混乱到如此不堪地步，让我们不得不怀疑曾经当过一段时间账房先生的李光涛之所以被解职并非吹嘘的所谓“一丝不苟”而得罪人云云，多半还是基本账目都算不清所至。他说：
“按文龙自入崇祯朝,因廷臣群以冒饷为言，多有上本者,于是有汰兵覆饷之举，精兵数十万，定二万八千,岁饷百万，减为三十五万有奇，岁运米则十六万八千石。”[30]
这更是把从来没有落实过的所谓百万岁饷当成实际的军饷来说事，而所谓的三十五万有奇，同样是没有落实的纸面数字。
朝鲜方面从明朝打听到的记录证实毛文龙的军饷每年平均不过十余万，就拿李光涛自己引用的内容
“当时朝鲜进香使洪霃书状官姜善余等中原之行,曾目击明廷此项议事，据其回还时,仁录六年九月丙戌记使臣面启国王之言曰：‘……于是黄户部中色、王兵部廷试、孙军门国桢皆曰：文龙有军二万六千,一年之饷，殆十余万，而不能收复辽阳一尺土，国家虚费至此。勅分兵部酌处云。’”[31]
这本身是说毛文龙冒饷，但数字至少还算真实，“一年之饷，殆十余万”。而李光涛对此又是如何评论的呢？这回他不说“惟朝鲜知之甚审”了，而是说“又按,朝鲜实录言己中朝之事,往往只述大概,不甚求详，如记事内有军二万六千,及一年之饷殆十余万,考前文所记，则不无出入，此皆不甚求详也。”
也即只要朝鲜方面的记录不符合他丑诋毛文龙的夸张程度，马上就可以从“知之甚审”变成了“不甚求详”了。
4、李光涛唯一原则是看史料是否满足丑化毛文龙的需要
所以李光涛并非对朝鲜记录情有独钟，他看重朝鲜的记载，也仅仅是因为朝鲜方面对毛文龙丑化贬低的调子相对来说更符合他的胃口。如若稍有不合，仍旧粗暴歪曲之，割裂之，直至否定之。
对朝鲜记录尚且如此，对其他材料，自然更不会客气。比如前面提到的，他自己亲手发现的，从烂纸堆里捡出来的后金最原始的档案文件——祝世胤的奏本里面提到后金希望通过使用反间计除掉毛文龙的事实，因为不符合他丑化毛文龙的调子就被毫无理由的否定了。
此外如上面提到的努尔哈赤向朝鲜索要毛文龙的书信，因为里面提到毛文龙部队“驻尔朝鲜之弥山，常犯河西”的事实，不合于李光涛心意，也被他粗暴否决了：
“记事内所送之书，见[满洲老档]，即太祖谕朝鲜擒献毛文龙书。似失本来真相，故不采”[32]。
看来真相如何，只能是由李光涛来钦定，否则再珍贵再原始的第一手史料，如原始大内档案，如满文老档，都可以被他否定掉，都可以来一句“似失本来真相，故不采”。
而且他是很滑头的，你看他的用词“似失本来真相”，就是似乎失去“本来真相”。别人倘若指责他，要他拿出理由来，估计他就会回答，我说的是“似失”，又不是“一定失”，你管得着吗？
对史料无视否定也就罢了，让人难以接受的是李光涛先生直接对史料原文进行篡改歪曲。
比如在谈及毛文龙派遣人员到后金统治区以掘参和贸易为掩护去充当间谍，后金因此不断捕杀所谓毛文龙奸细的时候，李光涛说：
“遭金人屠杀者，有掘参之难民，有持货之难民，于是乎逃难之辽民，将因毛文龙之故，而无噍类矣。所以努尔哈赤尝致书于毛文龙曰‘由朕归尔之人，尔皆容留，并不养育，各处遭劫，尔之所杀者非理也’。努尔哈赤且为此‘杀者非理’之言，则毛文龙之仇杀难民，当比努尔哈赤为更惨。”[33]
对前辈学者本来应当尊敬，但看到这段话，却实在难以置信。挂着历史学者招牌的人，为了维护自己的立场，可以把史料篡改到这种地步。
努尔哈赤原文其实前面已经反复引用过了，这里再引用一下，以便对照
“然欲养而不从，竟杀我所任之官，所遣之使，奸细往来，叛逃而去。对此岂能不杀而平白释放以遣之乎？由我处逃出愿结尔而前往之人，尔收容后，不加豢养，却令其从军，反戈而战，故于各处被杀者，乃尔所杀，非理也。”[34]
看清楚没有，“尔收容后，不加豢养”后紧接着一句就是“却令其从军，反戈而战，故于各处被杀者，乃尔所杀”
努尔哈赤的意思，我之所以要杀那些人，是因为你收留难民，让他们从军，结果反而来和我作战，因此我在各处杀人，那些是因为你的原因而被杀的。
到了李光涛那里，“却令其从军，反戈而战，故于各处被杀者，乃尔所杀”这句努尔哈赤的话，完全被吞吃掉了，代之以“各处遭劫”，给人的印象就是从后金逃出来，逃到毛文龙那里的辽东难民，到处被毛文龙打劫杀害。这是连基本意思都不通了。
李光涛先生若是存在一定的标准，存在一个作为一个历史学家应有的职业操守底线，那即使单方面倚赖朝鲜方面的材料，依旧可以得出一些相对客观的结论。
但遗憾的是在他那里，标准云云，操守云云皆属梦想。他的唯一原则就是看某个材料是否能用来达到丑化毛文龙的目的？
如果能，那无论多荒诞不经，都可以引用来作为论据；如果不能，随便什么材料，他都会做手脚，或者割裂文意、断章取义，或者直接粗暴否认。
[1]所据材料为张爱斌《历史学家李光涛轶事》，《江淮文史》1995年第3期
[2]李光涛《明清档案论文集》，联经出版事业公司 民国75年[1986]第一版，第32页
[3] 《朝鲜李朝实录中的中国史料》第3193页
[4] 《朝鲜李朝实录中的中国史料》第3199页
[5] 《朝鲜李朝实录中的中国史料》第3206页
[6] 《朝鲜李朝实录中的中国史料》第3211页
[7]《朝鲜李朝实录中的中国史料》第3211页
[8]《朝鲜李朝实录中的中国史料》第3244到3245页
[9] 同上
[10]《朝鲜李朝实录中的中国史料》第3284页
[11]《朝鲜李朝实录中的中国史料》第3286页
[12]《满文老档》第825页
[13]《东江疏揭塘报节抄（外二种）》第85页，天启七年正月二十二日塘报
[14]《东江疏揭塘报节抄（外二种）》第86页，天启七年正月二十二日塘报
[15] 同上
[16]《朝鲜李朝实录中的中国史料》第3349页
[17]《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19册第381页
[18]《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19册第382页
[19]《满文老档》第251页，天命六年（天启元年）十一月十三日，即遣一朝鲜人同我四人带书前往
[20]《朝鲜李朝实录中的中国史料》，第3166页
[21] 同上
[22]《朝鲜李朝实录中的中国史料》，第3167页
[23]《朝鲜李朝实录中的中国史料》，第3198页
[24]《朝鲜李朝实录中的中国史料》，第3200页
[25]《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19册第419页
[26]《朝鲜李朝实录中的中国史料》第3148页
[27]《朝鲜李朝实录中的中国史料》第3168页
[28]《朝鲜李朝实录中的中国史料》第3204到3205页
[29]《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19册第407页
[30]《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19册第404页
[31]同上
[32]《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19册第379页，《毛文龙酿乱江东本末》
[33]《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19册第454到455页，《毛文龙酿乱江东本末》
[34]《满文老档》第695到697页，天命十一年（天启六年）五月二十日，努尔哈赤致毛文龙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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疏楼龙宿 2012-8-21 08:15
又开始偷换概念了，屈大均的成仁录明明记载了袁崇焕在狱中写了信。你倒是离题八万里，直接拐到崇祯、弘光是否为袁平反上去了。
我就问你一句：袁在狱中是否向关宁军写过信？
疏楼龙宿 2012-8-21 08:27
崇祯实录绝不是第一手资料，可信度根天启实录不在一个档次上。你把这两本书并列，实在是一个笑话
疏楼龙宿 2012-8-21 08:30
满桂入援倒是快，可是战争的胜负要看战斗力啊！满桂在顺义，城池既高且坚，面对豪格的一旗兵力，半天城池即告失守，再快又有什么用呢？
疏楼龙宿 2012-8-21 08:57
谈迁的国榷里半个字都没提到袁崇焕写信？这可真是滑稽了，明明是成基命劝崇祯让袁崇焕写信。“上俱从之”
37008 2012-8-21 10:38
哈哈~原来某人真的不认识汉字
10楼里有这样的文字，看不见
不知道这里的屈大均是谁？反正嘴唇一动就是离题八万里[color=Blue]再来看袁的另一个幕友王予（字予安，号菌阁主人），袁死后他立志为其伸冤，广泛搜集各种材料。很久以后他遇到屈大均，后者在王死后曾撰《王予安先生哀辞》一文追忆其人（见屈大均《翁山文抄》卷10），其中有如下文字："……先生尝谓予曰：'子之乡有大司马袁公崇焕者。方其督师蓟辽，予以诸生居幕下。其为国之忠勤，予独知之。其不得死于封疆，而死于门户，天下人未必知之也。自大司马死，而辽事遂不可为。吾三十年以来，每一念至，未尝不痛心切齿于当日之权奸也。大司马无子，其疏稿及余集生、程更生讼冤诸疏，予藏之笥中久矣。今将授子，其为他日国史之采择，其可乎？'……临别，嘻吁鸣咽，复执予手曰：'曩当丧乱时，予不能死，不惟有愧于吾乡九公，且无以见袁大司马。使大司马被逮时，予以一死明其冤，以十口保之，天怒或回，使大司马得立功自赎，则辽事庶几可为。而吾乃■弱不能，郁郁至今，悔之无及。惟期疏草子，其采入大司马列传，使后世获知其忠，亦吾所以下报大司马也。'"
有学者（王贵忱）曾据此认为今天无名氏所撰《袁督师事迹》中的袁奏稿、《矶声》、《剖肝录》等文就是从屈大均手里的王予藏本所来。
但据以上文字，很显然可以看出王予为袁之冤奔走多年，却仍然无法申雪。"三十年以来"，"天下人未必知"袁乃冤死于门户。因此他才在临死前把所有材料都交给屈大均，希望他能把它们传递下去，以期将来修史时可以采纳，"使后世获知其忠"，为其平反。那么显然，在袁死后的30多年，他仍然是蒙冤的，没有平反之事。对把为袁伸冤视为己任的王予来说，他自然绝对不可能错过朝廷已经为其平反的新闻而懵然不知，由此可反证邝露崇祯平反之说不确[/color]
[[i] 本帖最后由 37008 于 2012-8-21 11:10 编辑 [/i]]
37008 2012-8-21 10:56
某人的一向作风就是，自己的话是历史，是真理，别人的证据都是错误滴！
嘴唇一动，我的证据就是历史，就是正确的，你的证据就是错的，就是史实性错误，
不光错误，还是偷换概念，为别人歌颂，而且自己说谁说过什么话
谁就说过什么话，不说我也叫他说，反正我不给你出处:teeth
天启实录又比崇祯的可靠了:teeth
既然这样，再看看天启实录吧，估计本人贴完以后天启实录又不可靠了
顺便在传几张图，也叫大家看看地图，百度的图在SIS发不了，郁闷
[color=Blue]大明熹宗实录》 卷三十八天启七年四月 第4022页上，记载著“毛镇援丽截奴，三战三捷，已困奴与银杏江矣”，并对毛文龙作出了很高的评价，是“力遏狂锋之毛文龙”，这是对毛文龙在丁卯之役表现的评价。
丁卯战役的历史背景：当时济尔哈朗、阿济格、杜度、岳托、硕托等多位旗主、贝勒率满军大举侵朝，一度占领铁山，杀害了毛文龙100多口族人，毛文龙不顾满军势大，毅然率军反攻，五战连捷，粉碎了满军占领朝鲜的计划，收复铁山、瓶山、昌城、宣州等大片领土，史称“瓶山大捷”，《熹宗实录》第4022页的记载，就是关于此战的，当时战役还没结束，所以称“三战三捷，困奴与银杏江”。
同时在这一页上，还有一则有趣的记载是关于袁崇焕的，当毛文龙在前线与满军浴血奋战的时候，袁崇焕在做什么呢？原来是“巡抚袁崇焕疏颂魏忠贤功德请与宁远建祠”，哈哈，这可是白纸黑字，赖不掉的。
丁卯之役，当时朝廷严令袁崇焕支援，袁崇焕都找各种借口不去，派9000人到三岔河做了做样子。若非毛文龙浴血奋战，朝鲜已非为大明所属，而袁崇焕这时候忙着写文章歌颂魏忠贤并申请在宁远给魏修生祠堂，这种对比实在是太鲜明了。
值得一提的是，袁崇焕后来杀毛文龙的十二大罪状，其中有两条：
一是所谓“铁山之败，丧军无算，掩败为功”，铁山之役，也就是丁卯之役；二是所谓“拜魏忠贤为父，塑冕旒像于岛中”，对照大明信史《熹宗实录》本页的记载，这两大莫须有的“罪名”还真值得讽刺阿。
毛文龙和袁崇焕，很巧合的出现在一页史书上，留下了荣耀和无耻两种不同的记录
[im明末辽东形势图（修正版）和第一版比较修正如下：
1、修正了旋城的位置，第一版中旋城误作庄河市光明山镇旋城山，按照《辽海批注丛书》的说法实际应该在东沟县（今东港市）玄城村附近，按《东江疏揭塘报节抄》第四卷载，天启五年一月，鹿岛游击林茂春率官兵二千二百余名占领旋城、铁峪山城，皆距凤凰城八十里，故旋城果然应在凤凰城南八十里，符合《辽海批注丛书》的说法。
2、东江军游击区增加了太子河北岸的威宁堡附近地区，努尔哈赤病死前曾在威宁堡附近的汤泉养病，东江镇遣军袭之，努尔哈赤退走，未至沈阳即死。
3、增加了猪岛、归服堡、黄骨岛堡、青台峪、析木城的位置。（天启二年）秋八月，平辽副总兵毛文龙遣部将陈忠等克樱桃涡、汤站等处，有斩获。
九月，麻羊岛守备张盘收复金州。
盘守金州，侦之建人剽掠淫姿，于二年十月初五夜领兵袭之，永宁等堡据下。
——《明史纪事本末·毛帅东江》
此图乃作者详加考证，博览各方资料所绘，皆有来历，非只读满洲强盗所编《明史》者可比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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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本帖最后由 37008 于 2012-8-21 10:58 编辑 [/i]]
37008 2012-8-21 11:06
某人的原则，满桂不行，孙承宗，毛文龙不行，唯袁督师天下无敌，一口气就把后金大军给灭了:teeth
估计崇祯皇帝杀袁督师不是因为袁督师的那些罪名
而是袁督师太厉害了，九千破十万，打的后金从东北跑到北京城
崇祯害怕袁督师吹口气再取而代之~
别人引用的任何资料都不可信，唯有歌颂袁大人的资料最可靠
总而言之，袁大人就是民族英雄，袁大人看谁不顺眼，谁就是汉奸，坏人
4楼举例那4点，更是污蔑，可笑
[color=Blue]《国榷》中描述如下：
少师兼太子太师兵部尚书中极殿大学士孙承宗奏：“辽东兵溃约万五千人，自通州南趋张湾。臣闻之，函手札慰谕祖大寿，并传檄三军，令游击石柱国飞骑追之。仅及其尾，弓刀相向，柱国力谕诸将校，亦多垂涕：‘但主帅已僇，又火炮歼我，故遂至此！’柱国又前追大寿，远数十里，诸将校且泣且戒，柱国奋不顾。臣思大寿危疑之甚，故乘吏卒惊疑，全军尽溃陷，人以自护；非诸将尽叛也。宜敕关内、关外两道慰谕将领，解散士卒，大开生路，以收人心。”上从之。大寿抵山海关宣圣谕，吏卒乃安。因令堵截建虏归路，自是大寿称疾，不复视事矣
虽然字句有出入，但内容大同小异，也是说孙承宗请得圣旨劝谕，才让祖大寿和辽东部队回来的[/color]
[[i] 本帖最后由 37008 于 2012-8-21 11:25 编辑 [/i]]
37008 2012-8-21 11:40
何必那？俺只是质疑某人偶像历史上的一些可疑之处，从5月追到8月，换了两个帖子
果然袁粉和毛粉相似，战斗力无敌
任你铁证如山，两个字：不信，偏偏不能自圆其谎
做人真象口气那样狂妄。就拿出真正的有利证据来反驳俺
谁也没侮辱某人的偶像是汉奸，不知道哪来那么大火气和战斗力
俺找的这些资料综合起来就是4楼总结的那4点
[color=Blue]不过有些事实，我觉得是大家都没有否认的。
1.平台奏对的时候，袁的策略是：5年平辽。按照当时双方力量对比来看，
这基本是扯犊子。
2.袁崇焕杀死了毛文龙，直接消除了满清后方的最大牵制力量。
3.作为针对满清方面军的负责人，让满清直接杀到了京师城下。
4.袁的后人投降了满清。而毛文龙的儿子却一直拒绝出仕满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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难道那些也是俺编造的？就跟不共戴天的仇恨一样
袁本来就是个有争议的人，质疑他也是难免
至于吗？又是谁谁谁可笑，谁谁谁半吊子知识，网络上你不尊重别人，还想得到别人的尊重？
难道你现实是个惟我独尊的人物？真有那个能耐就拿出有利证据
胡搅蛮缠是无能的表现！
疏楼龙宿 2012-8-21 16:56
《明史纪事本末·毛帅东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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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别乱贴乱信这些不负责任的观点好不好？毛帅东江出自明史纪事本末补遗而不是明史纪事本末。你到底知道不知道这其实是两本书？
在网络上辩论历史，犯这种低级错误更是无能的表现。我给你科普一下吧
该书详於政治﹐略於经济和典章制度﹐且选录的历史事件也不够全面﹐但因成书较早﹐又综合多种明代史料编纂而成﹐有一定的史料价值。书中极力回避明满关系﹐有的内容依据野史传闻﹐间有失实之处。其最早版本为顺治十五年的筑益堂本。此後又有《四库全书》文津阁本﹑广雅书局本﹑畿辅丛书本﹑崇德堂本等。1977年中华书局点﹑校注铅印。以筑益堂本为底本﹐参考其他版本﹐加以标点﹑校注﹐并补充抄本《补遗》六卷﹐而《明史纪事本末补遗》是一本六卷的手抄本，无作者，成书年代不明。又以彭孙贻所撰《明史纪事本末补编》五卷附後﹐可补原书所缺明清之际史实之不足。在1977年中华书局出ban《明史纪事本末》的时候把《补遗》和《补编》作为附录附后，补编写明作者为彭孙贻，补遗作者空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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