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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毒俱全的国父孙中山

[table=98%,#EEEEDD][tr][td=1,1,760]                　　（一九二二年）六一六事件发生后，孙中山于八月初旬离开广州赴上海，一九二三年二月中旬藉滇桂军之力回粤重组大元帅府，直到一九二四年十一月中旬才再离粤北上。在其离粤前夕，由广东各界人民策动组织的「各界救粤联合会」在香港发出通电，指控孙中山「祸国祸粤」十一大罪状【1】：
　　（第一）摇动国体：（1）私组政府，妄称元帅；（2）擅改国旗；（3）废国庆日。
　　（第二）妄行共产：（1）受俄重贿，招纳红党，宣传赤化；（2）招河匪作农团，编流氓为赤卫；（3）挑拨工党，残杀商民；（4）特设军官学校，派俄人训练赤军将校。
　　（第三）纵兵殃民：（1）拉夫数万，迫充战役；（2）招纳土匪，四出为恶；（3）占驻民房，强奸妇女；（4）白昼杀人，护要勒赎；（5）强买强卖，迫使伪币；（6）干预民讼，藉端素诈；（7）勒收行水，恣意封船，梗塞交通，四乡绝食；（8）争防争饷，时于火拚，祸及人民；（9）两焚肇庆，三焚博罗；（10）以毒炮轰击惠城灭绝。
　　（第四）摧残民治：（1）解散省县议会；（2）推翻民选县长，鬻卖官缺；（3）枪决记者容百挺，逐路透社访员黄宪昭，收没英文时报，粤商公报，强迫宣传，钳制舆论；（4）逮捕市参钟锡玢，南海县议会议长程学源，勒赎巨款；（5）缉拿国会议员，封其产业，违反议员发言对院外不负责任之原则。
　　（第五）破坏金融：（1）令私党滥发纸币，使省行停闭，公私损失凡数千万；（2）发行军用手票，中央银行不兑纸币，金库转纳卷，短期借卷等，强迫行使，屡酿命案；（3）鼓铸低色银币，迫换旧币，暗吸民产，助长外币，影响物价，妨碍民生；（4）强没大清中国实业华商储蓄等银行财产，致债权无着，金融拈竭。
　　（第六）抽剥民产：（1）收没全省寺观庵堂庙宇会馆乡约公所，强行变卖；（2）嗾令党徒诬报人民私产为官产，迫令缴价，违则勒迁拍卖，动辙一案，数千家人民流离失所，苦泣于道；（3）强卖瞽目老人育婴三院，使残废无依，流为饿殍；（4）创设筵席鲜鱼品茗三鸟靴鞋火柴，乃至冥糨棺木横水渡坟墓苦力等苛细杂捐，名目繁多，至为百余种，百行失业，相继罢市；（5）预徵各行厘金至（民国）十九年，地丁钱粮至（民国）十七年，勒派军费已四五次，民不堪命；（6）广州勒收租捐至四五次，各属有至九次者，贫民滞纳，动辙拘捕，有被迫自尽者；（7）变卖坟场，暴露白骨，附郭一隅至数万户。
　　（第七）大开烟赌：（1）设官卖烟，导民吸食，灯馆满市，烟帜招摇，僻壤穷乡，无远弗届；（2）军队抢烟，动辙巷战，伤毙人民，无门告诉；（3）驱商迫店，改作赌场，狭巷通衢，杂赌罗列，男女混沓，妨碍安宁；（4）军队争庇赌场，时于斗杀，遍地危机，良民裹足；（5）赌徒失败，盗窃卖淫，甚而自尽者，腾载报章，日有数起。
　　（第八）摧残教育：（1）变卖农校农场及各市立小学校地，凡数十处；（2）强卖公共运动场；（3）威迫教员入党，否则撵逐，向生徒宣传共产；（4）强提九拱关余及筵席各捐,向充教育经费者，拨作军费，致校员绝食，相继罢课；（5）停汇东西洋留学经费，致在外粤生有饿死发狂或自尽者。
　　（第九）蹂躏实业：（1）霸管商办粤汉铁路，尽提车利，以致机轨失修，车轮朽坏，股东血本化为乌有；（2）没收民业之新宁铁路，迫纳巨金，始允取消；（3）勒罚自来水公司钜款，及强提余利；（4）藉口陈廉伯关系，勒提南洋公司及地利公司股份，并罚缴钜金。
　　（第十）破坏司法：（1）强迫司法人员入党，违者褫职；（2）设立法官学校，赞成赤化法官；（3）擢取司法存款，藉充战费；（4）纵令军队，勒提民刑人犯，私受贿赂，擅自释放。
　　（第十一）铲灭商民团：（1）调遣大军，胁迫东莞商团，肆行焚杀，烧五百余户，毙三百余人，勒罚五万巨款；（2）扣留全省商团军械，而发还半数，又阴嗾工团劫夺；（3）派大兵三万围缴广州商团军械，商团退却，又纵火焚劫三日不绝。计烧毁二千余户，抢掠八千余家，损失财产五千余万，流离失所者十余万人，无战地方均遭蹂躏；（4）暗令工人及消防队员放火，反诬商团；（5）截劫逃难人民财物，并加轰击，毙命无数；（6）收没佛山商团枪械，并勒罚十八万元，封店至数百家；（7）收缴盐步商团枪械，随复洗劫全圩，无一幸免；（8）收缴香山商团枪械，并勒罚四万元，又勒罚江门商店二万元，容桂，石湾，陈村等地商团均被罚款；（9）收缴清远商团枪械，又焚毁数街，损失百余万；（10）各属商民团枪，尽被收缴，御匪无力，任兵宰割，善良绅富，纷离港澳；（11）被焚各店建复者，勒缴地价三百元，即搭盖葵篷，亦每井勒缴百元，商店纷纷迁往港澳营业，广州及各属繁盛市场，多成瓦砾，荒凉满目；（12）商团陈佐干被卢师掳去，勒赎十万元，至今未释。
　　对于孙中山这些祸国祸粤的经过，依据史实，下文特作一详细探讨。
第一节　孙中山重返广东
客军入据广东
　　陈炯明于一九二二年八月孙中山离粤后，由惠州返回广州，企图继续建设广东为模范省的工作，以贯彻其联省自治的主张。在九月初旬，炯明告诉广州美国领事【2】：
　　袁世凯，段祺瑞，孙中山，而现在吴佩孚都想以武力来统一中国，这是错误的办法。正确的办法，应以法律来统一中国。换言之，制定一好宪法，而颁布实行之。
　　但是，陈炯明要以法律来统一中国的希望，不久就被破碎了。不到半年，孙中山雇用的滇桂军，和吴佩孚支持的沈鸿英军队，联合由广西沿西江蜂拥而下广州。粤军第一师第四团受贿叛变，叶举率部退三水。是时，纸币低跌，前方各将领来电要求驰赌禁，以维币值，炯明覆电云：『粤军可倒，赌不可开』【3】。炯明不愿遗祸桑梓，遂于（一九二三年）一月十五日通电下野，即日回海丰，三十日抵香港。
　　先是，孙中山在上海密派邹鲁，叶夏声南下香港，提用西南关余存款二十四余万【4】，以收买在广西的滇军杨希闵，范石生，桂军沈鸿英，又运动驻梧州的桂军刘震寰，关国雄旧部粤军第四师莫雄，及驻肇庆的邓铿旧部粤军第一师第四团团长陈济堂倒戈【5】。是时，杨希闵与沈鸿英表面上是支持政学系岑春暄，杨在宣言中有拥护孙，岑携手统一中国之语【6】。根据南京美国领事的情报，吴佩孚暗中资助沈鸿英，以控制陈炯明可能由福建向长江南岸方面发展的企图【7】；广州美国领事向其政府的报告中，附有吴，沈互通密电共十一件的译文【8】。所以，孙中山于一九二三年重夺广东政权，还是得到吴佩孚的无意之助。
　　炯明下野后，即电请中央收编所部为国军，归陆军部节制。一月三十日，黎元洪总统下令说【9】：
　　粤中不幸，突起兵端，袍泽相残，殊深隐痛。现陈炯明不忍糜烂桑梓，翩然下野，并请中央收编所部等情具经，厌乱悔祸，深堪嘉许。所冀在粤主客各军将领，互谋谅解，勿再私争，用副国民希望和平之意。此令。
　　同时，黎元洪与（国务总理）张绍曾致函孙中山于上海，请孙：（一）不要回粤重组政府。（二）停止粤闽军（许崇智）进攻，暂各守防地，静听后令。（三）履行孙中山之宣言：（1）废督裁兵，先以裁兵入手；（2）实行兵工主义；（3）速成宪法。【10】
　　可是，孙中山决意南下，重建大元帅府，根本没有诚意实行其宣言，遂于一月二十六日与苏俄代表越飞发表联合宣言后，二月中旬即离沪赴港，二十一日返抵广州。
建立独裁暴力政府
　　一九二零年代粤人控告孙中山祸国祸粤的十一大罪状，是过大半世纪以来被国人忽视的史实，也是统治者摧害人民的暴行中，被当权政府掩盖（cover up）起来的史实。一九二三，二四年间，北京政府徒具其虚名，实际上为直系军人曹锟，吴佩孚所操纵；广州方面，则有孙中山凭依滇桂军的势力，建立大元帅府。在海外中立的香港《华字》日报把南政府与北方政府作一比较，有下面一段评说【11】：
　　北京政府非法而尚有法；南方政府护法而实无法。凡到过北京的人，大概总要承认。即未到过的，只看北京报纸的言论新闻，何等自由。昨日骂黎菩萨（指黎元洪），今日骂高凌蔚,其余批评政府，和监督政府，更触目皆然。可怜广州的言论界，战战兢兢，不敢出一大气，报馆则常时被封停版，记者则常怕枪毙和监禁。茶楼酒馆,高标「莫谈时事」，稍一不慎，就加以逆党的名号，不死于明诛，必死于私剑，用种种的暴力来钳制民口，使人民敢怒而不敢言，道路侧目，约法上言论自由的条文那里去了？
　　北方军阀互相打架，绝没有拉?充兵，并肆行屠洗的惨剧。可怜在号称三民五权护法政府都城的广州市，日驱市民作炮挡子，大半一去不复返。故常见『披衣顿足拦道哭，哭声直上千云霄』的惨剧，约法上人民身体自由的条文那里去了？尼庵僧堂，本属法团私产，尽被没收。可怜僧尼多无家可归，约法上信教自由的条文那里去了？剥夺人民生命财产之自由外，又于人民精神上加以种种损害，明开烟禁，公包杂赌，务使祸流数代。试问北京城里有这种黑状么？……南方政府坏在暴徒手；而北方政府则坏在官僚手。
　　换句话，北方政府是一个庸碌无能的腐败政府；而南方政府却是一个残酷无法的暴力政府。这是《华字》在西关屠城事件发生前一年，对孙文政府的评语。（一九二四年）十月广州屠城事件发生后，美国领事报导说：『广州市民给孙中山的残酷态度骇哑了，人人对孙个人痛恨切齿』【12】。下面对广州政府的残酷政策，试就其四个特色作一分析：
　　（一）「顺我者生,逆我者亡」
　　以钟锡芬案为例：钟是广州市参事员，因反对没收寺观庵堂庙宇为公产变卖的提案，被市长孙科扣留，指为附逆（指附陈炯明），趁机勒罚五万元。结果，经人从中调解，罚款一万元，始获释放【13】。粤籍国会议员马小进在北京发言反对孙中山变卖三院，致使「盲人老人乞丐流离失所」，亦被指为附逆；马氏致友人函中说【14】：
　　小进此次反对中山变卖三院，固属迫于公义，亦即所以爱中山，乃毁我者，故造谣言，谓为受陈派钜金收买。小进读书廿年，一无所能，惟自问操守二字，尚足自信。此次南旋，始终未见陈派一人，诉诸良心，无惭衾影。
　　孙政府不但以莫须有，「附逆」的罪名来镇压异己，而且用之为勒索税款的手段，把广州弄成一个恐怖世界。例如，一九二三年八月下旬，广州各银行，及土丝各大行商曾开秘密会议，一致反对政府新增办的营业牌照税，决定不肯申报，但即被政府探得其事，马上接到大本营命令，大意说：『闻该行等密议反对，此时政府军饷紧急，该商等应勉为其难，为各行倡率，今若此则无异附逆行动，请力劝谕各行众遵行』。各行商接函后，大为惶恐，遂改变前议，只得申报服从【15】。
　　（二）「以党治国」
　　孙中山仿效苏俄，实行「以党治国」，使「有组织有权威之党，乃为革命的民众之本据」（一九二四年一月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中之语）。可是，这个「党治」施行于民间，实际上的效果如何呢？我们可以从一位署名「香山老人」致香港《华字》报社的函中，窥见到一些真相（香山即今中山县）。其函中说【16】：
　　余自辛亥（一九一一年）至今，避乱海外者凡六次，以年垂七十之人，生当乱世，实属不幸。十二年来之纷扰，以今年为最惨。省城与别县吾不知。予香山人试言香山怪状。石岐有国民党分部，各乡镇有分区，一般强徒，藉此包官府，包土匪，无所不为。尤甚者，迫人入党，谓本党系大元帅作总理，入党则受大元帅保护，否则属逆党，属乱民，必遭杀戳。始则少年血气之辈，如蚁附膻，近则农夫粗工，亦受驱迫。
　　余年老居乡，不问世事，本无入党之必要。六月时为势所迫，卒之一家十三口，除小孩外，入党者八人。查入党费富者十元，中人家六元，贫者二元。予初拟纳费而不注册，该分部长不允，谓每年仍要纳常费，予不得已遵缴八十元，但非吾所愿也。吾香山之如吾被迫者，不可数计。闻诸三点会虽猛，亦未常加人以暴力。广东尚长此以往，恐永无安宁之希望。
　　「香山老人」的遭遇固然是地方党人凭势敲诈人民的不法行为，但是在政府权威所在的广州市，《华字》报导党治的情形说：『粤京以党治国，非党人不能任官职。而番摊公开，鸦片公卖后，摊与烟均为党人办理，固不待言。今某大学筹备处某科长，又兼任鸦片公卖处局长，……是为粤京学界之败类，彼等则曰党治之成绩也』【17】。
　　孙中山口唱「民权主义」，而其违背民权最基本原则的行为，莫甚于颇坏司法独立，实行「党化司法」，强迫司法人士入党，大理院长赵士北因主张「司法不党」，竟遭撤职【18】。
　　（三）为达目的,不择手段
　　一九二三年七月初旬，孙中山饬令广东各县，将县存仓款提解来省，以充军费。按广东各属于前清时代，均设有?仓贮?，以备收荒。入民国后，即改为储济仓，不贮?，而储款，亦备以救济饥荒，当时平均每县存有仓款万余元【19】。擅自提拨仓款，作非救济饥荒之用，是前清总督，民国时代龙济光，莫荣新等都督，都不敢做的事。这种「为目的不择手段」，有关政治道德的作为，梁启超于孙中山逝世时，就有下面一段评语【20】：
　　我对于孙君所最不满的一件事，是「为目的而不择手段」。孟子说：『行一不义，杀一不辜，而得天下，不为也』。这句话也许有人觉得迂阔不切事情，但我始终认为政治家道德所必要的。因为不择手段的理论一倡，人人都藉口于「一时过渡的手段」，结果可以把目的拘向一边，所谓「本来目的」，倒反变成装饰品了。
　　（四）愚民手段
　　一九二三年孙中山因向新宁铁路索款三十万元不遂，于七月中旬下令徵收该路为军用，并援引美国在欧战时期收管民有铁路为先例【21】。美国归侨李洞云致函《华字》，说明欧战时期，美国政府为便利军事运输起见，确曾收管民有铁路，但对铁路公司的每年收入，照数依法偿还。所以李在函中说【22】：
　　（美国政府收管民有铁路办法）在西报上固常见之，即金山（指美国）华文各报，亦屡有登载。（大元）帅府中人，既晓援引美例，必深知无疑。今之车脚补回与否，一字不提，但云收归国有，则非遵依美国先例办理可知矣。或曰：阔人只知要钱，美例不美例，管他甚则。不过，帅府群彦欲捧出那位西式自由神，吓吓四邑金山伯，而不知其舞文弄墨，实无异于欺诈取财也。
　　根据英国的报告，孙政府于一九二三年内，强征广州的总数，达一亿二千万元之巨【23】。一九二三年十月美国领事报告广州的情况，有下面一段的描述【24】：
　　孙政府在广州继续拉?，平民怨声四起。各种各式的苛捐杂税，更促成社会之不满，罢市工潮之频发。杂税中包括鱼贩，黄包车夫，戏院，酒店，饭馆等等。鱼税引起鱼场罢市，现已调解复市。饭馆税引起全市大小饭馆闭门停业，但政府坚持徵收此税，至今仍在谈判中。海关经纪人的工会被罚款十万元港币，该工会认为政府非法罚款，实为藉口抽取军饷之用，现工会会员如码头装货工人等，正在罢工中。
　　六个月后，美国领事又报告说：『广州的烟馆赌场继续做繁荣的生意，孙政府所谓的禁烟局，实际上是抽烟税的筹款机关。赌场大都为军队所包办，政府只得赌场的一小部份收入。孙中山政府以不合法契据为藉口，而没收的私产，共值约一千五百万港币。但迫得以低价变卖，因买者恐孙垮台后，其产权将不为新政府所承认』【25】。
　　在西关屠城事件发生前三个月，即一九二四年七月十四日里，香港《华字》对孙政府有下面一段的评论：
　　广州市本来是一个庄严璀璨的市区。但自孙政府执政以来，便弄成一个恐怖的世界。从前他们未有执政之前，天天的攻击人家怎么样不好，怎么样黑暗，怎么样野蛮，而自家则大吹特吹他们的三民主义，五权宪法，怎么样好处,怎么样救国，怎么样代人民求幸福。我们脑筋单简的人民，一听见这良好的主义，莫不欢天喜地的表同情于他。以为他们是先觉的智者，确具有三头六臂,拯人民出水火,而登衽席上的能力。所以出力的有人，出钱的有人，帮着他们，以为他们执了政权，则我们一般人民，必定得无穷的幸福了。而不知他们自执有政权之后，所干的事，大大不对，我们不独不能得享有丝毫的幸福，反被他们压迫到不能出气。
　　孙政府在广州的成绩，除了破坏地方，荼毒人民之外，绝对没有一点的好处。重徵租税哪，苛抽杂捐哪，强拉?役哪，变卖公产哪，杂赌公开哪，鸦片公卖哪，白昼杀人哪，掳人勒赎哪，以及压抑舆论哪，大兴党狱哪，凡此种种所为，别人所不敢干的，他的则优为之。日出不穷，犹未已也。搜括人民的脂膏，剥削人民的骨髓，以饱他们的私囊，供给那一班吃人不吐骨的凶狼兵士，而至于掘无可掘，抽无可抽，日暮途穷的时候，则又连他们向日所持以欺世盗名盗利的三民主义，也想牺牲不要，而欲试验共产主义的政策，朝三暮四，可知他们实在没有一定的宗旨，一定的方针，而且没有一点的人格。
　　黄炎培所描述的「一岁之广州市」，与这个孙中山所统治下的广州市，相隔不过两年，广东人民的处境，竟有如由天堂堕入地狱之比，真令人浩叹！
暗杀手段
　　在美国国家档案局于一九四六年后才公开于世的机密文件中，广州美国领事报告孙中山于一九二二年四月中旬，因北伐军入湘不成功，改道攻赣，在梧州的军事会议席上，说南方有三人--陈炯明，唐继尧，赵恒惕--都该予以谋杀刺死【26】。英国领事亦有同样的报告【27】。孙中山这句话不是一时的愤语，他在梧州，几天后又在肇庆，两次企图谋害陈炯明，本书第六章里「孙中山改道攻赣，率师回粤」一段里，已有述及【28】。一九二四年吴稚晖企图调和陈孙时，陈在覆吴函中说：『惟有一事，至今为我所不解者，南宁劳军之日，即欲演烹狗之剧。事后闻之，毛发俱悚。我诚无状，然至今想不出获罪至此！』【29】。换言之，炯明日后才知道早在一九二一年底，援桂之役结束，南宁劳军之日，孙中山已有谋害他的企图。根据目前所得的史料，还有两次企图，刺客被当局捕获，一刺客供认有五十万元的悬赏【30】。
　　又史料透露出孙中山曾雇用一俄籍恐怖分子，名叫德科伯（M.M. deColbert），组织暗杀团以排除异己。一九二二年十月里，广东市内连接发生六次炸弹案，所炸地点有东方旅馆，亚洲酒店，东堤桥旁，报馆等处。十九日，广州当局查获德氏为炸弹案的主要嫌疑犯。被捕时，德氏在民国医院当医生，自称为美籍公民，后改为法籍，又转为德籍。但从其住所所搜得的文件推测之，则应为俄国人。他能说俄，英，法，德四种言语。又从搜获的文件中，证实与孙中山有直接的联络。他的住所藏有两颗炸弹，和制造炸弹的小型工具。德氏承认与孙中山面晤三次，最后一次是当孙中山离开黄埔，乘舰泊于沙面岸外之时（七月十日左右）【31】。
　　七个月后，德氏再在广州出现。一九二三年五月五日，孙政府举行庆祝夺回广东政权，及孙中山就任非常大总统两周年纪念的大巡行，德氏亲自参加巡行，极引人注目。美国领事曾派员去访问他，德氏说他在组织一武装力量，叫「神圣不朽的党员」（Immortal Partisan），将以恐怖的手段来对付孙中山的敌人。这组织与美国的三K恐怖党（Ku Klux Klan）颇相类似【32】。
　　一九二二年七月上海申报报导粤军调查处在广州市内查出一暗杀团的组织，冒名「南洋同侨俱乐部」，拿获谢民智等嫌犯五人，并搜获粤军将领洪兆麟，杨坤如，陈觉民，陈永善，翁式亮，钟秀南，黄强，李云复等相片十余张，意图谋害【33】。
　　孙中山以有组织的暴徒手段来对付「敌人」，是当年在南方众所周知的事实。所以，在一九二三年香港《华字》一社论里，有批评孙中山有「北方军阀尚讲体面，有点刚直气；南方军阀无赖而又阴狠」之语【34】。一九二二，二三年间，效忠陈炯明的四个重要部属，均遭到孙中山的毒手。在史料中，又发觉一九一七年广州军政府时代海军总长程璧光也遭遇不幸，特在下面分别记述：
　　（一）邓铿
　　一九二二年三月二十一日，孙中山所指派的刺客，在广九铁路大沙头车站行刺邓铿，两天后不治逝世，时邓年仅三十八岁。日后孙中山嫁祸于陈，国民党的记录里说邓铿是负责筹备北伐经费的人，因陈炯明反对北伐，所以把邓杀掉。我们在第六章「孙中山改道攻赣，率师回粤」一段里，已有叙述。邓铿自辛亥革命惠州光复之役，就一直追随炯明，两次讨袁，援闽，回粤诸役都任军中要职。援桂之役，炯明在广西督师，邓则在广州粤军总司令部为「代拆代行」的参谋长。粤军回粤后，炯明即委邓着手编练国防军，以第一师为示范师【35】。邓铿被刺时，仍任参谋长兼第一师师长职。
　　一九九零年留美学者汪荣祖教授，依据淹没已久的史料，包括有英美两国国家档案局里的情报，对邓铿之死的真相，作一仔细的研究与分析。他发觉邓铿「可以说是陈（炯明）的心腹，邓是以陈的心腹与孙（中山）打交道的，就像胡（汉民）以孙的心腹与陈打交道一样」。而且根据当年的史实，在孙陈分裂的前夕，陈炯明是没有丝毫「动机」要谋害自已亲信的参谋长的；而孙中山方面，因邓铿之死，则得到绝大的好处。所以结论为孙中山谋害邓铿，是北伐军改道攻赣回粤时，对付陈炯明「杀鸡警猴」的一着棋【36】。邓铿死后，嫁祸于陈，不到一年，孙中山则利用之为藉口，暗中收买邓的旧部第一师第四团倒戈背陈，让滇桂军蜂拥入粤。
　　邓铿被刺前夕，是曾到香港迎接老师周善培（孝怀）。周是四川人，清末时，两广总督岑春暄最得力的幕僚，在广东创办及主持「将弁学堂」（后改名「陆军学堂」），邓铿是他最喜爱的学生。根据周善培于一九五零年代在北京的回忆，他在一九二二年初，他因投资于戴传贤（季陶），张人杰在上海主持的物品交易所，而受到损失。三月时，「忽听说张人杰电求陈炯明，借一百万元为交易所复业」，所以立刻电知邓铿，即日赴粤。周说【37】：
　　邓铿到香港接我……午后二时同趁广九车赴广州，车上谈天很多。有四十分钟谈的蒋中正（介石），邓铿极言此人阴险毒辣，中山如果受他包围，一重用他，党里就会大乱……傍晚到了广州，刚出车站，忽听枪声两响，邓铿就被人行刺……天大的乱子，就从戴传贤，张人杰做骗子，我为这点小事，跑到广州，立刻惹起来了。
　　这里邓铿说日后为孙中山继承人的蒋介石「阴险毒辣」，原来蒋介石与粤军当年有「三就三去」的轶闻。蒋为炯明所器重，但蒋性阴毅，与粤军同僚不能相处，每次都由陈其尤从中干旋，（陈其尤与蒋留学日本时，曾称「莫逆」，后来抗战初期，一度任蒋驻香港的私人代表）。〔37a〕细查史实，蒋与粤军实有「五就五去」的关系。第一次是一九一八年三月蒋投效粤军为作战科主任，就任四个半月，即「留书出走」；第二次于同年九月任第二支队司令官，五个半月后，「请假归沪」；第三和第四次在一九二零年四月和七月间，到漳州协助作战计划，前后逗留了五天和二十一天；第五次于十月粤军胜利回粤，进驻广州前十八天，重返粤军阵营〔37b〕。到一九二一年，如上文述及，他就暗中献议孙中山「先发制人」之策，蓄意夺取统率粤军之权。邓铿临终前评蒋的话，确有先见之明。
　　周善培没有指明谁有杀邓铿的嫌疑，对于孙中山表示尊敬，对于蒋介石则指为万罪之魁，而且说：『邓铿不死，国民党的兵权，一定在邓铿手里，联共联俄由邓铿负责，北伐成功以后，一定同共产党，同苏俄推诚合作到底（邓铿是极不争权利，极纯洁的人），努力把中国建设起来』。在一九五零年代周在北京说的这些话，似乎是言外有意的。
　　一九三三年炯明逝世时，周善培挽陈说：『孝乃可为子，义乃可为夫，伦纪方坠，几辈能如公笃。廉足以儆贪，勇足以儆懦，是非未定，千秋必使人思』【38】。
　　（二）陈达生
　　陈达生与一九二二年，六一六事件发生后一个月的七月十五日里，在香港被凶手枪杀殒命，时陈为广东省政府的公务处处长。香港警察拿获一嫌疑犯，后因证据不足，予以释放。香港英文报纸评论，说广州的政治斗争，延伸到香港来，实为可憾【39】。陈达生是广东海丰人，与炯明同县同姓，但没有亲族关系。一九零五年清末维新时期，在新建的海丰高等小学里任教员，后任《海丰自治报》的选述。一九零八年，与炯明等三十余青年知识分子在文天祥的纪念亭里，宣誓缔盟，参加革命。广州黄花岗之役，担任旗街放火。一直追随炯明，办事能干，为炯明所器重。
　　（三）陈永善
　　陈永善于孙中山回粤重建大元帅府后两个月的一九二三年四月十日里，在香港被暴徒枪伤；十一个月后，在一九二四年二月下旬，因伤重不治身死，年仅三十七岁。他是六一六事件发生后一段短期内，当过广东省长的陈席儒之长子。（陈席儒是夏威夷归侨，祖籍广东中山县，在香港经商的侨领）。陈永善在炯明主粤时任江防司令，及广州石井兵工厂厂长的要职【40】。美国领事说陈永善是美国耶鲁大学毕业生，一口流利英语，常替陈炯明作翻译，无疑地是陈的重要助手之一【41】。
　　陈永善被刺后，香港的西报评论说：『我们应该提出严重的抗议，使南中国的政治败类，不能在这个英国的领土上，任意作出其无法无天的暴行』【42】。上文提及要替孙中山铲除「敌人」的俄籍恐怖分子德科伯，就是于一九二二年十月里，由陈永善亲自率兵查获审问的【43】。陈永善之死，很可能就是德科伯手下暴徒之所为。
　　（四）关国雄
　　一九八零年代香港《春秋》杂志登载了一文，题为「陈炯明毒杀关国雄」。文中说一九二二年八月中旬时，陈炯明在白云山召集高级将领会议，电邀驻梧州的关国雄出席，会议三天后，因「不满意于关国雄，在宴会时，放毒药于酒中，关因而丧命」【44】。
　　关国雄，广东南海人，绿林出身，粤军援闽之役，编入粤军第二军（军长许崇智）为营长，以后回粤，援桂两役中，屡立战功，升为第四师师长。陈孙决裂前夕，关国雄已表示倾向炯明，一九二一年十月下旬，与记者谈话，说饷粮无着，不能随孙北伐【45】。一九二二年四月，许崇智随孙改道攻赣，回师广东，而关则留驻梧州。六月中旬，粤军全体官兵通电请孙下野，关国雄是在叶举，洪兆麟之后的第三位高级将领署名的【46】。六月下旬，孙中山在广州舰上电令在广西的滇军张开儒部沿西江南下攻粤，为关国雄所拒【47】。十月，滇军再迫近粤境，香港报纸报导有六十箱军火运抵梧州接济关国雄【48】。一九二三年一月，关国雄死后，第四师代理师长莫雄在梧州受贿倒戈叛陈，才使滇桂军蜂涌入粤。证之日后史实，莫雄为效忠许崇智的部属。
　　细观上述史实，关国雄之死，当在一九二二年十月与一九二三年一月之间，其死时真相，目前没有可信的记录。但是，关死前，是陈炯明的有力支持者，扼守西江要道；他死后，其部属即受贿倒戈背陈，使滇桂军沿西江直下广州。究竟谁有动机要杀关国雄？请读者们裁断吧！
　　（五）程璧光
　　一九一八年二月二十六日广州军政府海军总长程璧光被刺殒命。程本来是北京政府的海军总长。一九一七年五月，北方督军团变起，黎元洪被迫退位，解散国会。六月，程璧光即在上海宣言拥护总统国会约法。七月，率领北洋舰队与炯明，孙中山等南下护法。
　　程璧光之死，根据国民党的记载，是桂系（指陆荣廷，莫荣新，陈炳?）所主使。但是根据史料，程璧光是遭了孙中山的毒手，可以说是孙中山与桂系在一九一七，一八年间斗争中的牺牲品。
　　一九一八年一月，孙中山以江防兵舰炮击莫荣新的督军署，在一般中国近代史上，已有记述。可是，两个月前，他曾命令北洋舰队炮击广州，而为程璧光所拒绝，却是中国近代史上没有提及的一段史实【49】。一九一七年十一月，广州美国领事报告，说程璧光不但拒绝炮轰广州，而且反对孙中山在广州外围四乡各处秘密招募民军。当时，北洋舰队曾发表告示说【50】：
　　（北洋舰队）南下目的为保护民主；段祺瑞企图煽动地方不和，以期控制广东；广东已有自治政府，海军将助其维持地方秩序，不能让任何派系惹起动乱；某派人士，以海军之名，招募不肖之徒为民军，实为不法行动。』
　　美国领事解释说「某派人士」即是指孙中山。日后，美国领事再接到情报，说程璧光被刺，孙中山事前已知道其事【51】。在另一报告中，说杀程凶手，名叫李安邦（LiAn-pang），后在孙军的一个旅中，升任上校，又曾任总管士敏土（水泥）厂之职【52】。孙中山主使谋害程璧光，是当年在广州，香港公认的事实。例如，《华字》一社论中，便提及说：『孙中山当众宣言程璧光之被刺，因不奉命而宣布死刑』【53】。
第二节　广州西关屠城事件
事件的起因
　　一九二四年十月十五日广州西关发生屠城事件。自孙中山于一九二三年一月利用滇桂军夺回广州政权，建立独裁政府，粉碎了一九二零年粤军回粤后，奠定建设现代化文明社会的全部基础，这可以说是西关屠城事件发生的远因。一九二四年一月，孙中山进一步改组国民党，采取苏俄镇压「反革命」的残酷手段，这是屠城事件的近因。
　　西关屠城事件发端于广州商团与政府的冲突。广东省市镇里商团与县乡里民团的组织，始于清末民初，因为战祸经年，匪盗猖獗，地方人民组织武装力量以自卫。一九二四年五月下旬，广州市政厅宣布一件「统一马路业权」案，藉以抽收铺底捐，这可以说是一年多来孙政府连续抽收各种苛捐杂税的极点。使广州市民实在达到忍无可忍的程度，于是联络全市商团，和附近各县民团，集中广州，决议于二十八日实行全城大罢市，宣布戒严，反对孙政府虐政，卖产拉?等不法行为。同时，广州市铺底维持会发出三次宣言，大意是说：『反对政府将市内七百余家铺户，高定各路地价，强主客交易，消灭铺底，勒迁铺位，破坏租约，增加租金，名为改良路政，实则贻害商场，断非市民所能忍受』。宣言末称：『宜图自救，既是无力遵办，待人勒迁，不若先期暂行停业，公定五月二十八日为各行商店一律停业，自行结束帐目之期』【54】。
　　二十七日，经过调停，孙政府表示让步，允许永远取消「统一马路业权」案，罢市风潮，遂暂时停止。但集会于广州的九十八个商，民团体，以为这次风潮，并非一朝一夕之事，亦非只因一事而发，故于三十一日议决组织「广东省商团军联防总部」，选举陈廉伯为联防总长，邓介石，陈恭受为联防副长，李仲诏等十一人为参事会参事【55】。
　　在八，九月间，商团与政府军间又发生了三件严重的冲突事件。第一件发生于南海县属的九江镇，滇军杨希闵所部因勒索税捐及「开拔费」不遂，与当地土匪联合进击民团，把九江镇焚杀淫掠一空【56】。第二件发生于东莞县城，因为镇压罢市，桂军刘震寰所部与商团激战于城外，德国牧师调停无效，城内东南北各门民房铺户，为桂军「焚掠一空，奸淫妇女，击杀人民，祸焰滔天，惨不忍睹」【57】。第三件发生于广州市，孙政府因与商团争械事，直接发动了西关屠城的惨案。
　　当五月各商，民团集中于广州时，曾以一百万元向南利（丹麦）商行订购步枪四千八百余枝，另配子弹二百余万颗，又大小短枪四千余枝，合共一千三百余箱，并向大本营军政部领取到入口护照（许可证）【58】。八月中旬，丹麦商船哈佛号（s.s.Hav）装军火抵广州，孙中山即手令军政部取消护照，指商团谋叛，把军火扣留。陈廉伯避往香港，二千名商团赴大元帅府请愿还械，以罢市为威胁。孙中山采强硬态度，指陈廉伯通敌（指陈炯明），下令通缉。并宣言如果罢市，将以劳工取代铺主复市【59】。八月二十日，商团移总机关于佛山。孙中山在一军事会议上，决定「先打商团，后打陈军」的策略，即席由豫，滇，湘，桂四客军，各抽五百人，攻打佛山【60】。商团不愿与政府武力冲突，退出佛山防线，实行罢市政策。《华字》报导说【61】：
　　四乡商团，以大罢市促政府还械，其心思之婉曲，步骤之安详，手段之文明，实属无可庇议。若在欧美民力发达之国，对此强暴政府，早已纷纷崛起革命军，名目张胆，推翻执政，岂复取此纡回忍讳手段？
　　佛山罢市风潮，一时蔓延于孙政府所控制下的各县属，由八月二十二日至二十五日，南海，番禺，顺德，台山，东莞，增城，新会，清远，高要，曲江，阳江，罗定等二十余县属内的一百三十八处乡镇，先后罢市，响应佛山。是时，广州市商店，闭门关户的，亦在十分之九以上【62】。二十六日晚，广州总商会，商联会，九善堂等社团举代表七人，赴大本营谒见孙中山，进行调停。孙则指斥陈廉伯与吴佩孚勾结，并得英国暗中援助，阴谋推翻政府。孙中山对代表们说【63】：
　　目下枪械一枝都不能发还，须即日开市，始有商量之余地。若果明日（二十七日）仍不复业，我当派遣大队军队，拆毁西关街闸，强制商店开市，如有一坭一石伤及军队，我即开炮轰西关，使之变为泥粉。所可怜者，无知商民同受波累耳。
　　这是孙中山炮轰西关的恐赫。二十八日，商团第九分团的中队长邹竞先在巡防时，被政府逮捕，经吴铁城亲讯，是晚即被枪决，更引起群情激愤【64】。滇军将领范石生，廖行超出任调停，双方商定：（一）孙政府方面，取消陈廉伯通缉令，发还被封财产，发还哈佛号被扣军械，撤退市内驻军；（二）商团方面，「商团联防总部」改组章程，于七日内送交政府批准里立案，陈廉伯通电悔罪，并报效政府五十万元【65】。各埠遂于二十九日先后复市。
　　范，廖调停成功，但孙中山说事前他未同意，故不肯履行条件【66】。九月十六日，陈廉伯已通电表示服从政府，有「窃维广州革命政府为中华民国安危存亡所系，廉伯誓当竭诚拥护，以尽国民之天职。我大元帅宽仁为怀，谅蒙矜恕」之语【67】。但孙中山坚持商团改组，由政府统率，并索款三百万元【68】。枪械的事，双方又相持不下。
　　这时，九月十三日，孙中山已离开广州赴韶关，准备北伐。孙中山为何这时候要北伐呢？因九月初旬，江（苏）浙（江）战争爆发，奉（张作霖）直（曹锟，吴佩孚）战事迫切。美国教授韦慕庭（C. Martin Wilbur）认为孙中山一方面因为有在广州的挫折，知道已不能久留，一方面因为直军北调，可趁机攻击吴佩孚的后方【69】。孙中山在韶关逗留了仅一个月，于十月十三日突回广州镇压商团，遂促成了十月十五日西关屠城的惨案。
领事团的警告
　　孙中山于九月四日在广州报纸上，发表反英宣言，开头便说：『自广州汇丰银行买办（指陈廉伯）公开反叛政府之始，余即疑其此种反国民运动，必有英国帝国主义做后盾……本政府否认有炮击无防卫都市的残暴举动，因为在广州市中，本政府须用武力镇压的地方，只有陈廉伯的叛党作为根据地的西关一隅之地』【70】。十日，孙中山再致电英国首相麦克唐纳（Ramsay MacDonald），提出抗议【71】。
　　究竟英国怎样的做商团的「后盾」呢？从英美两国国家档案局里的文件中，可得知一些真相。孙中山于八月二十六日向广州社团代表提出炮轰西关的威吓后，二十八日即饬令永丰舰升火准备行动。同日，派陈友仁面告法国领事，说政府将以大炮清除商团在西关设立的街闸，沙面租界对着广州市的一面，可能会得到流弹的危险【72】。
　　西关是广州市最富裕，人口最繁密的商业住宅区（楼下铺面，楼上住宅），沙面领事团本来不便干涉中国内政的。现在沙面也有危险，四国（英，美，日，法）总领事集议，遂决定以口头警告孙政府。由当时任首席领事（Senior Consul）的日本总领事传达。日领事于二十八日晚十一时，找到省长廖仲恺，廖对领事团的口头警告，表示谢意，并说滇军将领范，廖的调停已经成功，商人已答应明天（二十九日）复市【73】。
　　二十九日，英国代理总领事乔尔斯（Bertram Giles）再致函傅秉常，并将日领事三点口头的警告写在函上：（一）如果有外国人的生命财产受到损害，孙政府应负全责；（二）抗议向无防卫的都市开火的野蛮举动；（三）如果有外国人的生命财产受到损害，领事团将可取自由行动。乔氏在函末说：『我（乔自称）现接到高级英国海军军官的通告，说他已奉香港海军少将的命令，假如中国当局对城市开炮，所有（在广州）可用的英国舰队，将立即采取行动』【74】。
　　乔氏这封信，引发了一场外交上风波。孙中山指为商团勾结英国帝国主义的证据，并大肆宣传。在九月七日庚款签约（一九零一年）的纪念日，展开大规摸的反帝国主义运动。美国领事评论，说孙中山现在无疑地是与苏俄政府采取一致的行动了（working in close accord）【75】。
　　九月十二日，伦敦外交大臣致北京英公使密电，显露出当年英国外交上对华所采的态度。电文中说【76】：
　　驻广州代理总领事（乔尔斯）所举，极为不当。他不应以书面通知，而应以别种方法，非正式的使孙中山可毫无疑问的知道炮轰广州市的严重后果。如果您同意，您可以用这理由谴责他（乔尔斯）。
　　驻香港的海军少将发出有关英国单独行动之命令，似更应受责。我拟向海军部建议，对海军军官引发有政治后果，而常擅自为是的事，应予以制止。您赞成否？
　　上面的建议和对代理总领事的处理，是假定孙中山炮轰广州市时，对沙面无重大的危险。
　　显然地，当年英国对华政策，不会因人道主义而愿干预中国内政的。永丰舰结果没有行动，沙面无重大的危险，英国舰队也只有「爱莫能助」了。
屠城的真相
　　九月中旬，孙政府购备三百箱煤火油（kerosene oil），以为焚城之用【77】。十月初旬，商团以一个多月来，调解无着，政府反复无常，不可以信，遂决定于十月十日国庆日起，再行罢市，并宣布新计划如下【78】：
　　（一）广州六代表误商团，误大会，应将其代表取消，将争械之权交还代表大会，堂堂正正与政府对抗。
　　（二）争械仅为一部份，一时间，不值全省大牺牲，应进而解决粤局，向政府要求以下六点：（1）将孙文入粤以来所设立的苛捐杂税，一律取消，并裁撤其机关，永不得复抽；（2）将年来孙政府强行投变之官产，市产，民产，庙堂一律发还；（3）将年来孙政府扣留变卖之大小商船，一律发还；（4）将商团枪械全部发还，不得少见一枪一弹；（5）恢复全省人民自治机关；（6）将捕杀邹竞先之警察及区长枪毙，而厚恤邹氏遗族。以上六点，须政府全部允答实行，商团始为满意。
　　（三）此次仍以全省总罢市为利器具，先罢市，后要求，以免中孙政府缓兵之计。又罢市日期定十月十日，由代表大会通令全省一齐实行，不得彼此先后，自乱步骤。至政府完全将要求接纳后，仍须由代表大会议决开市日期，通令各属恢复原状。违者由大会宣布其罪状，视为公敌。
　　（四）如孙政府坚不允商团要求，则作长期罢市，以至孙氏下台为止。
　　（五）在风潮内，一切费用如罢市运动，团军移调，及团军作战等，均由每团户捐五十元一次支给。统由代表大会保管开销。
　　十月九日，新任代理广州市长李福林取得商团同意，经孙中山核准，发还扣械，商团纳款二十万，又允许政府抽一次特别捐，其数目相当于广州全市一个月的房屋租金。孙中山于是日下午电令蒋介石将扣械移交李福林。但同时又另密电蒋率全部学生军离开黄埔，运扣械到韶关，参加北伐。次日，孙再电蒋，作同样的要求。蒋覆电不同意放弃广州，主张死守黄埔，并劝请孙回广州平乱【79】。
　　十日下午，商团派队收械，当装运至剩下四箱时，忽有工团军一千五百至二千人，企图冲过商团防线，为商团击败，事后双方均以挑衅相责。按工团军为廖仲恺所组织，以与商团对抗【80】。商团收械后，发觉不但不足原数（枪械四千支，原数九千支；子弹二十余万发，原数二百余万发），而且全是旧械，不是哈佛号运来的新械。因此发动罢市如故【81】。
　　十一日，孙中山仿效苏俄办法，组织「革命委员会」，自任会长，特派许崇智，廖仲恺，汪精卫，蒋介石，谭平山等六人为委员，以弭平商团事变。十二日，吴铁城之警卫军全部回省。十三日，五千军队由东江前线亦调返广州【82】。十四日，孙命胡汉民为代理革命委员会会长，廖仲恺为秘书，蒋介石为军事委员长，与苏俄政府代表鲍罗廷共同筹划镇压商团事宜。根据日后在美国发表的鲍氏本人所作的报告，是日会议中，即决定以全力围攻西关，一鼓扑灭商团。各小队伍如工团军，甲车队等统归蒋介石指挥。又以汪精卫为政治部长，周恩来，廖仲恺，谭平山等三人副之，以「筹划革命委员会及各军队的行动」【83】。
　　商团方面，误以滇军（范石生，廖行超）与福军（李福林）均表同情，又恃各县乡民团为后盾，及外国领事团的同情，料想孙中山不致采取过激手段，故集中西关，戒严自卫，拒绝复市。十四日下午，许军，福军与警卫军开始在回澜桥，西门，太平门一带向商团进击，两方相持均四五小时后，吴铁城遂开炮轰击西关【84】。
　　十五日晨，商团退守西关内围，以街闸为护，与政府军互相射击。十一时左右，政府军唆使理发工人，以三百箱煤油，放火焚城。西关房屋，密切相连，材料又多用木材，一时火势蔓延，无法控制。下午二时左右，商团遂停止其抵抗。到了晚上，大部份西关已在火焰之中【85】。据目睹者报告，政府军占据屋顶，向逃出街上的人，不分商团难民，乱行射击。一大群难民，逃往太平马路，被政府军迫退回火区，卒至焚毙【86】。
　　大火到十七日晨，才自行烧尽。据二十日《华字》的报导：（一）先抢劫，后焚烧的地点，统计大小街道三十余条，商户约二千余家，损失五千万以上；（二）抢劫地点，统计大小街道六十余条，商户一千余家，损失不可估计。其惨酷情形，《华字》描述如下：
　　计十五日之一天，大焚劫后，商民之希望孙政府停止焚杀，殆与满清兵入粤时，自第一甫杀至第十九甫止，市民叩头谢恩，请勿再杀，（今谢恩里即此役纪念）同一情形；而暴兵于十六日仍大焚大掠如故，广三码头之放火焚毁，万目共睹，皆知为福军放火，而十六日下午，长堤一带又抢劫如故。至十七日，本为暴政府征服商民之第三日，而暴政府仍未宣布解严。福军把守太平路禁止行人，张民达所部大焚大掠后，又在惠爱西路捕杀人多名，被杀者有穿便服，如普通商人者，不问何故，捉到就杀，商民生命危险如此。
　　西关屠城事后，孙政府即马上进行掩盖工作。现特将（一）美国领事；（二）香港《士蔑》西报（Hong Kong Telegraph）；（三）当日孙政府的官方报告，三方面对屠城损失的报告，列于下表作为比较：
          [table=98%][tr][td=1,1,18%]　[/td][td=1,1,25%]美[87][/td][td=1,1,30%]士蔑[88][/td][td=1,1,27%]孙政府[89][/td][/tr][tr][td=1,1,18%]焚毁房屋[/td][td=1,1,25%]1100[/td][td=1,1,30%]3000[/td][td=1,1,27%]580[/td][/tr][tr][td=1,1,18%]被抢住宅[/td][td=1,1,25%]600[/td][td=1,1,30%]-[/td][td=1,1,27%]1881[/td][/tr][tr][td=1,1,18%]总共损失[/td][td=1,1,25%]三千万港币[/td][td=1,1,30%]五千万港币[/td][td=1,1,27%]一百九十万港币[/td][/tr][tr][td=1,1,18%]士兵死伤[/td][td=1,1,25%]数百人死[/td][td=1,1,30%]政府军死一百人商团死二百至三百人
[/td][td=1,1,27%]政府军死伤一百人商团死伤较少
[/td][/tr][tr][td=1,1,18%]平民死伤[/td][td=1,1,25%]死伤远超过士兵[/td][td=1,1,30%]一千七八百人死[/td][td=1,1,27%]受伤仅数人[/td][/tr][/table]　　政府报告中又说「受祸最惨者为西关之理发匠，因与叛军有宿怨，被叛军乘机杀害者有七八十人」。理发匠受贿放火，究竟是被商团刺杀报仇，还是给政府军杀之灭口，真相如何，仍有待查证。但无辜生命的牺牲，确是证据昭昭的。
孙中山离粤北上
　　十月十七日西关火息，十九日路透社在广州便发电报导说：『孙中山命其部下向十五日未遭殃之户，徵收三个月之房租，以充北伐军费。并言陈炯明如攻入广州，则彼（指孙）与部下或复将焚烧全城，故当速助款以拒陈军【90】。
　　当日广州盛传陈炯明的粤军已迫近广州，占据虎门种种谣言，其实只是广州市民的空想。二十日《士蔑》西报就说这些谣传，「恐怕是广州市民所期望的显示，而不是目前情形可能实现的事实」。粤军在东江与孙中山相持已近两年，粤东一隅的资源，实不足以支持反攻广州的战争。十月二十八日，广州市民在香港组织「各界救粤联合会」，派代表团到海丰请求炯明出山，率领粤军反攻广州，驱逐孙政府，并答应捐助一切军饷，又表示支持和平统一中国，贯彻联省自治的主张。十七日，一位英国记者报导说【91】：
　　我亲目在广州看到今天（十六日），和昨天的凄惨情况之后，我深信孙中山已不可能再在南中国逗留了。这两天的悲景在全体广州人民的脑子里，实在留下一个不可磨灭的印象。
　　西关屠城之后，孙中山在粤很难站住脚了。五天后的十月二十三日，北京发生政变，冯玉祥倒戈，促成吴佩孚之下台，与段祺瑞回京组阁。二十四日，冯即电请孙中山北上「共商国是」。（北冯南孙，是苏俄政府企图操纵中国的安排。当年孙，冯行动一致，绝不是偶然的事,详情见第八章）。孙中山遂于十一月十三日启程取道日本北上。十二月十二日香港《士蔑》西报有如下报导：
　　孙逸仙博士在离日本赴华前夕，曾给《日本新闻》的记者一个访问……孙博士重新指责英国在后煽动广东商团的行动……记者问他是否由他真正下令以火烧西关，孙博士答曰：当然（certainly）！
　　广东省议会议长钟声致电北京公使团主席，请求禁止孙中山入境（租界）居留，并予以逮捕。电文中说【92】：
　　我们代表广东全省人民请求贵主席转告各国驻华公使：孙中山于十月十五日广州屠城惨案中，犯了欺诈，掠夺，盗窃，谋杀与放火等严重刑罪。我们请求各国在华租界当局，公使，领事等转告其政府，禁止孙中山入境居留，并予以逮捕，等候广东人民引渡就案。
　　北京的广东同乡闻孙中山将抵京，特开会议，因接广州及各埠旅外同乡来函，对于孙中山两年治粤之苛政，及十月十五日屠城之惨变，均甚愤激，请旅京同乡向段祺瑞召开的「善后会议」提出，由会议解决粤事，听候国民裁判，治孙中山以纵火殃民之罪，不得以待罪之人，出席「善后会议」【93】。
　　西关屠城事件，国民党史家一直认为是政府合法镇压广州商人企图武装暴动之举，也有左派份子认为是工农与资本主义者之商人的阶级斗争。这个中国现代史上一个空前残害人民的惨案，也就被政府掩盖起来！但是，不可否认的事实，是广州市人口最繁密的商业住宅区，却被自己的政府故意用煤油引火来焚烧两整天。北方的《顺天时报》评论说【94】：
　　吾人不问其主旨如何，但为维持权势计，竟以多数人命供诸牺牲，此吾人所不取者也。夫战争固非吾人所欢迎，然既已开战，两军兵士之死伤，似属不得已之事。乃因之害及良民，实为恶虐，对于敌人且然，况于同胞乎。孙文既驻广州，无论何时，应有保护市民生命财产之觉悟。若使无此觉悟，徒为战争，牺牲良民，不问手段如何，专以维持权势为事，是不啻恶王虐主之所为。伤德之事，莫此为甚。
　　上海的《时事新报》指孙中山为真正的「反革命」有一段评论说【95】：
　　真正的革命，并不是一部份人士实现其主义的运动，而实为大多数人民自动的推翻恶政治，实现其幸福生活之运动。一部份人士实现其主义之运动，要能够变成功革命，至少必须有大多数的人民予以同情，取得大多数人民的代表的地位。
　　孙文以革命党自居者垂三十年，且以唯一革命党自居者垂三十年。却是对于革命的真义，毫不知道。他三十年来努力的目标，曰以党建国，以党治国，而不知党之所以有意义，在于为人民的代表。以党治国之所以有意义，在于代表人民以治国。否则以一部份党人治国，与以一部份特殊阶级，与一个独夫治国，有什么分别？孙文不知道这个道理，所以根本已失却革命的意义了。
　　然使所为者，仍是以国民幸福为目标，则以中国人民之好静不好动，好受惠而不好自助，国民党仍不失为有价值的一个政党。可是实际如何？十几年前推翻满清，可说是代表汉族以反抗非汉族的满清。几年来几次护法，已不成东西了，然犹可说是代表人民，以反对北洋军阀。到了今日，以全力压迫商团，试问他是代表什么？反抗什么？他简直是明白宣布，自侪于军阀，以压迫民众的真正革命运动了。
　　香港的《华字日报》社论里结语说：『我尤愿我三千万粤人，世世子孙，毋忘此民国十三年十月十五日伪革命党孙文等焚烧奸掠屠戮广州市人民之伤心纪念』【96】。
　　诚然，西关屠城事件，正如以后中国政治上用武力镇压学生，镇压人民一样，都是无可藉口，无可宽恕，严重侵害基本人权的暴行。
第三节　丧权的密约
　　详细讨论孙中山卖国的活动，本不在本书范围之内。笔者在搜集史料时，连带的发现一些有关孙中山与外国人打交道的秘密活动。本来与外国人打交道，订密约，争取外援，并不一定是卖国。当然要看其目的在那里？所付的是怎样的代价？国民党人说孙中山争取外援，可以打倒军阀，统一中国，实行三民主义，所以是「爱国」。但是一个人说是「爱国」，终归要带些「个人牺牲」的意义。譬如说，一个人不能说因为「爱国」而一心专想做总统，他可以说因为「爱国」而去从军，不顾性命危险，报效国家。至于所付的代价，「为了目的，不择手段」，连国家的主权也受到损害，那就显明的是卖国的行为了。
倒袁时期的密件
　　一九一五年一月中旬，日本政府向袁世凯提出二十一条要求，如果承认，中国势将成为日本保护下的半殖民地国家。二月二十五日，在南洋的陈炯明，钮永建，柏文蔚，李烈钧四位前讨袁都督，和在美国的黄兴联名发表一长篇通电，声言愿停止国内革命（倒袁）运动，实行举国一致，抵御外侮的政策。当年炯明与黄兴等发表这篇通电，间接的有劝告孙中山的意思，因为孙中山时在日本组织「中华革命党」，鼓吹革命，炯明与黄兴等恐其为日本人利用，不择手段，以达到革命（倒袁）目的。
　　在台湾的学者李敖先生于一九八七年所著的《孙中山研究》一书里，对孙中山在清末民初和倒袁时期的卖国活动，有很详细的评述。其中有两件就发生于中国政府正在给日人咄咄进逼的时候：
　　第一件是孙中山于一九一四年五月十一日致书日本首相大隈重信。全书主旨在希望日本助中国革新，而中国的报酬，「可开放中国全国之市场，以惠日本之工商，日本不啻独占贸易上之利益。日本制造品销入中国者免税，中国原料输入日本者亦免税」。至于日本怎样助中国革新？大隈重信有没有给孙中山「还价」，目前没有记录。可是,不能忽略的是当年中日两国间的关系，尤其是日本政府已经明目张胆的采取了帝国主义者的对华政策。所以李敖评论说【97】：
　　据「日本外交文书」中，日本驻华公使日置益的秘件，当时日本为使袁世凯承认二十一条，曾有「引诱条件」与「威压条件」。前者之一是「严格取缔在日本及其保护下之革命党员」；后者之一是「煽动革命党……显示颠覆袁世凯政府之气势，以威胁之。」日本鬼子当时用两面手法整袁世凯，而自己送上门来的孙中山，正好被用做了讨价还价的工具！
　　第二件是孙中山于一九一五年三月十四日致函日本外务省政务局长小池张造殿，提出中日合作盟约十一条，比日本政府强迫袁世凯签字的二十一条要求，对中国还要更加不利。这封密件是一九四六年第二次大战结束之后，由驻日盟军总部的美军官员，在东京日本外务省所保存的极机密文卷中找出来的。李敖感慨的说【98】：
　　这一秘件发生日期是一九一五年三月十四日，正是袁世凯与日本开始谈判二十一条（一九一五年二月二日）后第四十天，提出时机如此，真令人浩叹。
　　证之上述的史实，可以对炯明与黄兴等在天之灵说：你们当年对在东京另组新党的国民党旧同志，实在是没有忧虑错了！也请中国人民来作个判断，在这些辛亥倒清，癸丑讨袁的革命党人里，谁是真「爱国」？谁是真「卖国」呢？
与美商签订合同
　　一九二一年十月二十二日（时孙中山已离粤赴桂北伐），香港《华字》日报以「惊心骇目之大借款」为题，转载上海通讯，揭露了孙中山与美国芝加哥商人乔治香克（George H. Shank）签订的密约。这密约是在九个月前的一月十七日里，在广州签字的「初步合同」（preliminary agreement）。十二月，北京美国驻华公使向其国务卿的报告里，附有该合同的抄本。其要点如下【99】：
　　（一）中国政府发行公债一万万金元，（当时约合中国币二万万元），年利八分，由香克在美国以九五折推售，债期为二十年。
　　（二）该公债定名为「中华民国民国十年工业金公债借款」，专作中国发展工业之用。
　　（三）「最后合同」将详细指出香克氏如何代中国组织与发展工业。中国政府答应对其酬偿如下：所有经过香克氏组织和开发的工业，其产生纯利之三分之一，均归香克所得；又所购材料之买价，香克氏得百分之廿五。这酬偿办法，以二十年为有效期限。
　　香克返回美国，向各方接洽。显然，美国政府知道孙中山公债借款的目的，主要是筹措北伐经费，这样无异于资助中国打内战；而且合同内所指的「中国政府」，实际上只能控制广东一省，这样庞大的借款，广东一省的工业，实不足够为抵押，这样无异是把「北伐成功之后」的中国工业作为抵押。从美国人看来，这实是一个极冒险（extremely high risk）的投资。所以香克在美国奔走几个月，结果得不到美商财团的支持，也拿不到美国国务院准予在美推售的同意（permissive consent）【100】。
　　可注意的，是上述合同里指定给予香克的报酬。《华字》评论说：『此合同在实际上几使中国之商务让予权，全为被（指香克）所垄断』【101】。广州美国总领事在其向美京国务院的报告里说：『我相信这个不合法的密约，迟早必会泄露出来。那时候，孙中山在中国人里的名誉，将会受到一个不可恢复的打击』【102】。
联络德俄密件
　　一九二二年九月二十二日香港《士蔑》西报发表了三件孙中山来往密函的英译文，并附有原函的影印。这三件密函的来源，是六一六事件爆发的晚上，孙政府的官员纷纷逃散，廖仲恺留下一个保险箱，内有孙中山给廖的密函，并附有朱和中致孙两函。孙嘱廖阅后烧掉，但廖未有遵行，结果落在《士蔑》记者的手里。密函的内容如下【103】：
　　（一）孙中山（桂林）致廖仲恺（广州）函。一九二二年三月八日发。函封面写「要函交廖次长仲恺亲启，别人不得开拆」等字。函开始说「兹得朱和中来函，所图各事，已有头绪」。函主旨在嘱廖汇款给朱和中（柏林），并嘱曹亚伯赴香港接辛慈（M. von Hintze）到桂林大本营。函末说「辛慈之事，愈密愈佳，如非万不得已，则政府中人，亦不可使之知也」。
　　（二）朱和中（柏林）致孙中山（桂林）函。一九二二年一月一日发。函主旨在请孙多汇款，有「惟自得辛慈之助，进行愈速，范围愈广。若设公事所，则用费将三倍于前」之语。
　　（三）朱和中（柏林）致孙中山（桂林）函。日期不详。函中说「前驻华德使辛慈熟悉吾国情形，曾充驻俄陆军特使八年，与俄人感情亦洽。。方中（朱和中自称）未抵柏林以前，辛即主张华德俄三国联盟，与钧旨（指孙中山）暗合。近自与中接洽后，决拟不问他政，专办此事」。怎样「专办此事」呢？朱和中继续说：
　　是以决定同组一公事所，以资筹备。现
　　允定两个月筹备完竣，（辛）即请命于其国务总理（准许辛）来华，中愚见拟以辛为总理员，其他合科选定主理员，其余人员材料办法由主理酌定。总理员专备钧座谘询，主理员筹商何项人员先行来华，何项人员陆续前来，何项材料即日需要，何项材料继续运输……均由钧座与总理员核夺。
　　朱和中函末说：「辛慈名望颇重，须用假名，虽一般德人，亦不可使知」。
　　显然的，上述密件所透露的所谓「华德俄三国联盟」，第一步是遣送「人员」「材料」来华助孙北伐。究竟中国要付什么代价呢？目前没有记录。
　　一个星期后的二十九日，孙中山在上海作正式答覆，没有否认《士蔑》所发表的文件之真确性，只说其翻译不当，有部份错误之处（笔者仔细校对译文，发觉没有重要错误）。孙否认将引进共产主义入中国，并声言德，俄是唯一无侵略野心的「非帝国主义者」。《士蔑》对孙这句话评论说【104】：
　　让我们来分析一下孙中山所说德，俄两国为唯一无侵略野心的列强。以苏俄来说，我们请孙中山看看蒙古（即今日之外蒙古）的情况。首先「白俄军」占了库伦，逐出中国守军。随后「红俄军」，以逐「白俄军」，交还领土给合法政府为辞，而进军蒙古。而今虽有越飞圆滑的保证，我们恐怕「红俄军」意在长留。我们试问这是否为无侵略野心的列强行为？
　　至于德国，即使今日亦不能视之为无侵略野心的「非帝国主义者」。军国主义尚未完全绝迹于德土，我们敢说将来的世界，对德国民族的侵略野心，仍不能不有所顾虑。
　　香港《南华》西报也评论说：『我们试问：「非帝国主义者」的俄国，现在蒙古，所为何事？……环顾目前世界的趋势，德，俄两国竭力的伸延其在东方的影响和威信。现在我们发觉孙中山愿为其工具。这点我们不能不郑重考虑，因为如果这种趋势不受阻遏的下去，恐怕数十年后的世界，将受到绝大的灾害。』【105】
　　这是在一九二零年代里所说的话，史太林，希特勒，国共两党之争，接踵而来，真是不幸而言中！
「日华林矿工业社」密约
　　一九二零年粤军回粤，炯明于十一月二日返抵广州，欢迎孙中山，唐绍仪，伍廷芳三总裁，由上海回粤，重组军政府。孙，唐，伍三人遂于二十九日回抵广州。不到二个月的一九二一年一月里，即有孙中山与某国接洽，以抵押海南岛借款的谣传。在北京的广东琼崖同乡会致电炯明与军政府诸总裁质问，有「报载孙总裁借款情形，欲以琼岛抵押某国，法使已来干涉。警讯传来，群情愤激。请公自问护法之区，有此违法，以救国名干卖国事，将何辞以对国人」之语。当时炯明不知道孙中山的阴谋，以省长名义，覆电说：『琼岛抵押借款，此谣何来，不值一哂……炯明不屑介意，公等亦不必轻信』【106】。
　　笔者于一九八八年在英国国家档案局里发现一个文件，证实了孙中山确曾与日本接洽。一九二二年二月五日，孙中山与「日华林矿工业公司」（Japan-China Forestry，Mining and Industrial Society）代表签订密约。据广州英国总领事詹美生的机密报告说：『这不完全（英译）的文件，是从香港海陆军联合情报处的秘书传递给我的。他说一部份的中文原件是上月十六日后，在孙中山总统府的桌上发现的。这中文原件现在叶举将军手里』【107】。这个密约共有十九条，其要点如下：
　　（1）公司同意供给南政府二万枝最新式长枪，五百万发子弹，七十二尊野炮,及一万五千发炮弹，一百二十枝机关枪与子弹。
　　（2）公司同意资助南政府五百万元（金）日元。
　　（3）公司愿与南政府再签订另一援助金钱与军火的合约。
　　（4）南政府同意将海南岛，及所有沿广东海岸之岛屿的开发权,及从厦门以南至海南岛的渔权，全让给公司专利包办。
　　（5）南政府同意公司对开发广西之林矿有优先权。
　　（6）公司有全权开发本合约所提及的岛屿，并可改变地名。雇用之劳工须为中国人。但若某种工作，中国人不能胜任时，可雇用台湾或日本劳工。
　　（7）公司将由各种委员会所控制。南政府指派三分之一的委员名额。委员会主席须为日本人。
　　（8）公司同意在本合约签字后四个月，先交付南政府一百万（金）日元，和三分之一的军械弹药。在这时期内，南政府必须动员其军事行动。所剩余的，须等到南政府能显示出其权力，而控制到一个省（如江西，湖南，或福建）之后，公司才能交付。此为何时，将由公司决定。譬如，攻陷其中一省的省都后，即可全部交付。
　　（9）当第一次交付款项与军械弹药时，南政府总统必须签订另一附属合约，并交出充足的抵押。
　　这种损害国家主权，以购买军火，以救国名干卖国的事，有幸因六一六事件爆发，而不能实现。但根据詹美生于（一九二二年）七月里的报告，大量军火已经走私运入广东。又据英国海军的情报，日本人已在西沙群岛（Paracel Islands）上大有活动。西沙群岛是密约中所指为「海南岛及所有沿广东海岸之岛屿」之一。该群岛位于新加坡与香港航线之间，英国海军当局相信日本有在该群岛上建筑潜艇基地的野心【108】。
　　一九二三年三月,（孙中山回粤重组大元帅府不到一个月），出卖海南岛的勾当，又死灰复燃了。旅港琼州同乡会便发出挽救琼州的通电，电文中说【109】：
　　（孙中山）此次入粤，日以筹饷借债为事，赴澳赴港之使，接踵于道，又以为未足，并派廖（仲恺）向日本政府大借外债，以退让琼州各种权利为条件。现据确实报告，日政府已派池田氏来粤与廖氏接洽。此项借款一成，琼州必为台湾，琉球之续矣。夫琼州处于我国之南，为南方最良好之军港，日人窃视已久，乘我国内乱之秋，对于南方执政诸人，几无日不百端利诱，冀达其目的，今幸廖氏以琼州自献，当然不惜巨资，乐于购买。
　　不久以后，俄援渐有头绪，孙中山遂放弃日本，而改走「联俄容共」的路线了。
外蒙问题
　　清代统治全蒙古共二百六十年，一向采取愚民和怀柔的政策。在这个时期里，蒙古少数部落只发生两次叛变，结果还是由蒙古自行平定，未费清廷一兵一马。所以，满蒙之间，可以说是长久相安无事。可是到了清末宣统三年（一九一一年），外蒙在帝俄鼓动之下，要求脱离满清而独立。辛亥革命成功，民国成立不到一年的（一九一二年）十一月里，帝俄与外蒙活佛私订了「库伦协约」。一九一七年，苏俄革命爆发，追杀白俄至外蒙。一九二零年底，白俄军占领库伦。一九二一年七月，红俄军以逐白俄军为辞，进占库伦，成立「蒙古临时革命政府」。一九二四年，活佛逝世，成立「蒙古人民共和政府」，外蒙便实际上成了苏联的第一个卫星国。二次大战结束后的一九四六年一月，国民党政府正式承认外蒙独立【110】。这就是中国在内争未息时，外患趁机压迫，丧失了外蒙主权的经过之概要。
　　一九二二年八月苏联代表越飞（A.A. Joffe）到达北京，与北京政府外交总长顾维钧交涉外蒙与中东铁路两大问题。顾维钧坚持苏联军队必须先行撤离外蒙，才可开始正式谈判，而越飞则一再推诿。一九二三年一月中旬，伦敦《泰晤士报》报导中国政府代表团赴莫斯科与苏联当局直接谈判，中国政府坚持苏俄军队撤离外蒙为必须条件【111】。但是，是月二十六日，孙中山却与越飞在上海发表联合宣言，说明苏联对外蒙绝对没有帝国主义者，使其脱离中国而独立的野心，当情形许可时，苏俄即行撤兵【112】。孙中山凭着越飞一个空头保证，竟然公开的站在苏俄的一边，给北京政府困扰。证之日后史实，当时放弃了坚持苏俄撤军的要求，也就是无异于放弃了外蒙的主权。
　　一九二三年九月初旬，苏俄特使加拉罕（L.M. Karakhan）继越飞为代表到北京谈判，要求中国「先行承认苏维埃政府」，作为正式谈判的基础。北京政府则以「先行讨论外蒙古问题」为条件，始允承认苏政府。显然，苏俄即使对外蒙没有野心，也以外蒙为讨价还价的王牌。因此双方一再折冲，终于一九二四年三月中旬签定了一项「条约草案」。五月，又议定一项条约和几项宣言。关于外蒙的决定，苏联承认中国在外蒙古的主权，但是不肯按期撤兵，只肯作个「于情形许可时，立即撤兵」的空头诺言【113】。这时候，西北的冯玉祥，和南方的孙中山，公开表示亲俄，而奉，直两系对外蒙态度亦不一致【114】。这样，国内的实力派，四分五裂，北京政府凭着什么与苏俄交涉呢？只得接受这个表面上维持一点面子，而实际上断送了外蒙的「中俄协定」了。（是月二十四日，库伦活佛逝世，曹锟拟策封新活佛，以便进行收回外蒙，可是握有驻军实力的苏俄，不久就设立「蒙古人民共和国」事实上的政府了。）
　　孙中山在北京政府与加拉罕「一再折冲」的交涉中，扮演何种角色呢？加拉罕抵北京后，暗中即派鲍罗廷（Micheal Borodin）到广东为苏俄政府的代表，兼加氏本人的私人代表，表面上则致孙一电，请孙相助中俄交涉之事，为「促成中俄两国人民友好关系之伟大工作而努力」。孙中山覆电，公开指斥北京政府，赞扬苏联。电文中说【115】：
　　你（指加拉罕）最庞大的困难是在于与一个不能代表中国人民意旨的「政治组合」（指北京政府）进行谈判。这个「政治组合」现在连为国家政府的样子也不像了。它的外交政策实际上是遵循有些列强的意旨而行，不是为独立自主的中国之主要利益而着想……（北京政府）的代表要你采取与美国相同的对华政策，你很正确的驳斥他，说苏俄永远不会跟随美国之例……苏俄反对侵害中国人民的主权和利益的治外法权。
　　孙中山赞美苏联（与德国）为列强中唯一的「非帝国主义者」，对外蒙没有野心，而且不像美国，自愿放弃治外法权。当时北京一位外国外交家，署名S。K。，发表了题为「第三者对中俄交涉的平议」的一长篇文章，其中指出治外法权，对苏俄来说，本来就没有多大好处，而不肯撤兵外蒙，怎能说是对外蒙没有野心【116】。
　　回顾历史，不能不有所浩叹：民国元年（一九一二年）帝俄与外蒙活佛私定密约，消息传来，举国哗然。北京市民组织「救蒙会」，有人咬指誓血。广州市民组织「抗俄会」，街头遍满着演说家，炯明致电袁世凯，愿率领三师精锐广东军队，北上救蒙。可是到了一九二三，二四年间，赤俄代表越飞，加拉罕先后来华交涉，外蒙存亡之机，系于眉睫。但是举国「同仇敌忾」的气象，那里去了？身为一国政治领袖之一的孙中山，在中俄交涉中，最低限度应该采取「严守中立」的态度，不应该公开的指敌为友，做了外人挑拨离间的工具。也许有人说，不能以现代的政治标准，来度量二十年代的政治活动。但是有关政治道德的事，「爱国」或「卖国」，古今中外，是只有一个标准的！
　　一九二四年五月九日《华字》登载了汪精卫入京与加拉罕秘密签约的新闻，有一段说：
　　汪偕同其妻子陈璧君，某日抵京，每出必夜行，经往见俄使加拉罕多次。闻系全权代表孙文签约，承认苏俄在内外蒙古，及中东铁路得享有特别权利。至俄方对孙文条件：（一）苏俄允借广东军饷百万；（二）承认孙文政府。查此事酝酿已久，当中俄协约未停顿以前，加拉罕日言南下，与孙文提携，以要挟北京政府，即与此有关……但汪精卫只有亲俄热，而外交手腕不及俄人，恐必为加拉罕所愚弄，结果必至断送蒙古。近日上海某国民党机关报，主张放弃蒙古甚力，非无故也。
　　七月二十五日，《华字》再行报导孙中山与苏俄政府签订密约的内容
　　如下：
　　（一）广州苏俄两政府本互助平等之精神，努力于主义之宣传，俾达确立中国革命政府之目的；（二）凡反对广州与苏俄之提携者，双方当用全力抵抗之；（三）凡由苏俄政府接济广州之款项，一切条件，另在细则内规定之；（四）国民党所办之军官学校，仍照原约由苏俄政府继续助费维持；（五）广州政府对北京签字之中苏协定，以第三者地位表示承认。
　　孙中山与苏联政府于一九二零年代所签订的密约，目前还没有看到确实记录。二次大战结束后，为什么代表战胜盟国的国民党政府，还迫得要承认外蒙古的独立呢？是不是履行当年孙中山所签订密约中的条件呢？这是现代史上一个大疑案，要等待现今之俄罗斯，或国民党公开其档案，或可给中国人民一个明白的交代。
第四节　愚民主义
　　陈炯明在一九二七年所著的《中国统一刍议》书里，有一段提及孙中山的「三民主义」说【117】：
　　三民主义及其发表之政纲，类皆东抄西袭，绝少独立之思想，一贯之理论，而于国情亦未适合。（详细批评，非本论范围，但国民党贤者，必知其说，不过头上有偶像，不敢触犯耳。如有马定路德出于其党，庶有中兴之望。）在今日视之，已属陈腐不堪，亟待修正。有何神圣而必强求青年，桎其心思，梏其趋步耶！
　　陈炯明说这句话时，孙中山已去世，炯明已被美洲华侨推举为致公党总理，但他仍然希望国民党里的一些老同志，能使国民党有「中兴」的日子，在多党制的政治环境里，共同建国。但炯明所最痛心的，是「中国向无宗教束缚，方幸为欧美所不及」，而国民党竟然「违背真理，以一党之信仰，作宗教式之宣传」。桎梏青年思想进步的主义，就是愚民主义。若果引用今代的名辞，像六十年代红卫兵挥手呐喊的「红皮书」一样，「三民主义」也就是统治者用来作「统战」的工具【118】。对其内容，特在下面试作一探讨。
民权主义
　　美国「民权法条」（Bill of Rights）的宣布，要以一七七六年维珍尼亚（Virginia）州的州宪为始。它是日后「人权法条」的根源。美国联邦宪法（1787-1791），法国大革命（1789）的「民权宣言」（Declaration desdroitsdel’hommeetducitoyen），一百七十二年后的联合国（1948）的「人权宣言」（Universal Declaration of Human Rights），都是以维州的「民权法条」为依据。
　　维州「民权法条」的起草人乔治麦辛（George Mason）开始便说「人因出生而获有与生俱来的平等与自由」（That all men are by nature equally free and independent），而有不能被剥夺的「保护生命与自由，求取与拥有财产，追取快乐与安全」的权利（the enjoyment of life and liberty, with the means of acquiring and possessing property, and pursuing and obtaining happiness and safety）。美国历史学者莫尔生（Samuel Morison）说维州「民权法条」是世界有史以来「解放人类」最伟大的文献之一。它不但超过宗教与社会哲学的观念，来给人权运动一个最基本的原则，而且对人人应该享有的「自由平等」，在运用法律的步骤上，奠定了几个简单而明确的意义。
　　孙中山在其「民权主义」的讲义里，把人权的原则，「自由平等」的意义，政治法律的步骤，颠三倒四的混在一起，作了长篇的理论，结论是中国不应该学欧美「以革命去争自由」，而应该「主张三民主义去革命」【119】。为什么孙中山对欧美所实行的民权不满意呢？他说【120】：
　　像美国革命，实行民权有了一百五十多年，现在能够实行的民权，和一百多年实行的民权，便没有大分别。现在法国所行的民权，还不及从前革命所行的民权，法国在从前革命的时候，所行的民权是很充份的，当时一般人民以为不对，大家要去反抗，所以至今有了一百多年，法国的民权，还是没有大进步。
　　孙中山以为欧美民权没有进步，是因为人民对政府取反抗的态度，所以实行民权，必须改变人民对政府的态度。怎样改变人民对政府的态度呢？他说【121】：
　　我们革命，主张实行民权，对于这个问题我想了一个解决的方法，我的解决方法，是世界上学理中第一次的发明……我的办法，就是像瑞士学者近日的发明一样，人民对于政府是改变态度，近日有这种学理之发明，更足以证明我向来的主张是不错。这是甚么办法呢？就是「权与能要分别」的道理。这个权能分别的道理，从前欧美的学者都没有发明过。
　　究竟甚么是「权与能要分别」的新道理呢？孙中山引用三国演义，刘备托孤的故事来作解释。他说【122】：
　　中国现在有四万万个阿斗，人人都是很有权的。阿斗本是无能，但是诸葛亮有能，所以刘备死了以后，西蜀还能够治理……当时阿斗知道自己无能，把国家全权托到诸葛亮，要诸葛亮替他去治理。所以诸葛亮上出师表，便献议到阿斗，把宫中和府中的事要分开清楚，宫中的事，阿斗可以去做，府中的事，阿斗自己不能去做。府中的事，是什么事呢？就是政府的事，诸葛亮把宫中和府中的事分开，就是把权和能分开……
　　欧美现在实行民权，人民所持的态度，总是反抗政府，根本原因就是由于权和能照我所发明没有分开。中国要不蹈欧美的覆辙，应该要照我所发明的学理，要把权和能划分清楚。人民分开了权与能，才不致反对政府，政府才可以望发展。
　　原来孙中山的「民权主义」，其重点是在要说服人民不要反对政府，因此他把人民的权利（rights），政府的权力（authority），与施政的能力或才能（political ability）混在一起，作些似是而非的论调。他批评欧美民主国家实行民权，因为「权」与「能」没有分开，所以引致人民反对政府。可是，孙中山留居海外多年，难道不知道在欧美的民主国家里，其「阿斗」不必反对政府，因为他们「权」「能」都有，随时有「能」，行使其「权」，以更换才能不足的「诸葛亮」，而「诸葛亮」的天职，也无非是维护宪法，以保障「阿斗」完整的「权」与「能」！
民生主义
　　「民生主义」里最重要的主张是「平均地权」和「节制资本」。以「节制资本」来说，它的主旨在「本国人及外国人之企业，或有独占的性质，或规模过大为私人之力所不能办者，如银行，铁路，航路之属，由国家经营管理之，使私有资本制度不能操纵国民之生计」【123】。这种说法，显然的容纳私有资本制度的存在，但是必须加以「节制」，而「节制」的办法，无非是鼓励国营企业。这实在是当年（第一次大战后），资本主义国家在其演进的过程中，渐有采用趋近社会主义的措施。
　　可是，孙中山在同一讲义里，为了减少中国人民对共产党的恐惧，就下了一个惊心骇目的断言：「民生主义就是共产主义，就是社会主义」。而且说【124】：
　　所以我们对于共产主义，不但不能说是和民生主义相冲突，并且是一个好朋友。为甚么国民党员要去反对共产党呢？这个原因，或者是由于共产党员也有不明白共产主义为何物，而尝有反对三民主义之言论，所以激成国民党之反感。
　　至于「平均地权」，主要办法是「（地主）自报地价，（政府）照价收税，（政府）照价收买，涨价归公」。政府则以归公的涨价，来「酬众人改良那块地皮周围的社会，和发达那块地皮周围的工商业之功劳」。但是难免地主会「以多报少」来减低其付税的负担吗？孙中山作下解释【125】：
　　譬如地主把十万元的地皮，到政府只报告一万元。照十万元的地价，政府应该抽税一千元；照地主所报一万元的地价来抽税，政府只抽得一百元，在抽税机关一方面，自然要吃亏九百元。但是政府如果定了两种条例，一方面照价抽税，一方面又可以照价收买，那么地主把十万元的地皮，只报一万元，他骗了政府九百元的税，自然是占便宜；如果政府照一万元的价钱去收买那块地皮，他便要失去九万元的地，这就是大大的吃亏了。所以照我的办法，地主如果以多报少，他一定怕政府要照价收买，吃地价的亏；如果以少报多，他又怕政府要照价抽税，吃重税的亏。在利害两方面互相比较，他一定不情愿多报，也不情愿少报，要定一个折中的价值，把实在的市价报告到政府。
　　这个办法，表面上看来，似乎很是合理。但是稍有经济常识的人看来，马上就有问题了。孙中山的「民生主义」容纳资本，资本的运用主要在于投资，投资可以增加生产，发展经济，而投资的动机在于谋利，这是经济学上的常理。如果涨价完全归公，有谁愿意投资于地皮上呢？而且，要这个办法行得通，政府必须有权强迫照价收买，否则地主必定以多报少，永远拒绝出售，永远享受低税的好处。若果政府有权强迫照价收买，在地价高涨的时候，强行收买，岂不是无异于充公私产？这样政府岂不是可以藉口代表人民的利益，实际上在市场上与人民争利，做买卖地产的生意？
　　姑无论孙中山的经济理论行得通，或行不通，可注意的是他在海外居留，宣传革命达十七年以上之久，可是在其「三民主义」的讲义里，透露出他对欧美民主国家的政治经济思想，尤其是「代表性政府」（representative government）与人民之间的关系，其认识的肤浅，实在是令人难以置信的。
民族主义
　　辛亥革命，创建民国的诸先烈（Founding Fathers）于推翻满清帝制之后，即倡言「五族共和」，深切认识民族平等共和的原则，要避免少数民族的离心运动。他们实在有先见之明，采纳五色旗（红，黄，篮，白，黑）为国旗，象徵「五族共和」，汉，满，蒙，回，藏及其他少数民族平等共存，共同建立一个统一的坚固的民主共和国。
　　孙中山于民国元年在南京就任第一任临时大总统时，就在五色国旗下宣誓就职的。可是在十二年后的一九二四年，他就仿效苏俄，把国旗改为有国民党党徽（青天白日）的「青天白日满地红」旗，以象徵国民党「一党专政」的政治主张。而且在其「民族主义」里，特别提出反对「五族共和」，而倡言「以汉族为中心，融合汉，满，蒙，回，藏各族为一大中华民族」【126】。
　　这种以「汉族为中心」完成国家「大统一」的说法，自然是为占全国人口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汉人所爱听的话。可是正在这个时候，中俄交涉方殷，外蒙存亡问题，系于眉睫，孙中山为了俄援，不惜牺牲外蒙，竟然站在苏俄的一边。政治家言行之不一致，莫甚于此！
　　孙中山反对在政治结构上实行「五族共和」的原则，而要以政治办法来「融合」民族的说法，给占全国人口仅百分之五以下的所有满，蒙，回，藏等少数民族看来，全是历代帝王「吞并异族」，以「一统天下」的口吻。世界二次大战结束后，「民族自决」，和平共存的思潮，渐趋实现，二十年代孙中山所倡言的「民族主义」，早已是为时代所淘汰的落后思想了。
均权主义
　　一九二四年孙中山倡言「均权主义」和「分县自治」来做对付联省自治运动的统战工具。他在「民权主义」的第四讲里，解释为什么要反对联省自治的理由【127】：
　　中国的各省，在历史上向来都是统一的，不是分裂的，不是不能统属的，而且统一之时就是治，不统一之时就是乱的。美国之所以富强，不是由于各邦之独立自治，还是由于各邦联合后的进化所成的一个统一国家。所以美国的富强，是各邦统一的结果，不是各邦分裂的结果。
　　中国原来即是统一的，便不应该把各省再来分开。中国眼前一时不能统一，是暂时的乱象，是由于武人的割据，这种割据，我们要铲除他，万不能再有联省的谬主张，为武人割据作护符。
　　孙中山要武力统一中国，「铲除武人」，所以说出这种似是而非的论调，正如炯明所说的『盲论之士，往往以主张「分治」，即为破坏「统一」，（而）误解「集权」为「统一」，于是野心者遂假「统一」以夺权』。
　　一九二零年代，中国的政局情况是各省「分裂」，为武人所割据，所以要采取「联省自治」的步骤，保留地方政权，实行地方自治，交回军权给中央政府，来建立与美国相仿的联邦政制。若以今日来说，中国的政局情况是全国已「统一」，一党专政，所以我们可以说要采取「分省自治」的步骤，划归政权给地方，实行地方自治，保留一个与美国相仿，强有力的中央政府。换句话说，二十年代，我们要实行「联省自治」来建立联邦制；而九十年代，可以说是要实行「分省自治」来建立同样的联邦制了。重点当然是在以「和平统一」的步骤来建立联邦制。
　　「分裂」和「统一」是对称的名词（antonyms），是描述政局的情况（文法上应该算是形容词）。「分治」和「集权」（「地方分权」和「中央集权」）也是对称的名词，但是指政治制度。「联省自治」是一个「和平统一」的步骤，与孙中山所倡言的「武力统一」，是有对称的涵义。孙中山屡次声言中国不能学欧美，实行联邦制，但是从来没有讨论过联邦制的内容，也没有指出不适合于中国国情的理由。只是把「分裂」，「统一」，「自治」，「分治」等名词，胡乱的混在一起，强行作辩，实际上所攻击的是「联省自治」来「和平统一」中国的政策【128】。
　　一九二四年，孙中山决定改组国民党，仿效苏俄，实行「一党专政」。但他不愿明白的说出采取了苏俄式的「中央集权」政制。所以他就弄出个「均权主义」和「分县自治」来掩盖耳目，与「联省自治」对抗。在是年一月里召开的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宣言里，对于国民党的政纲，首先列出下面三项【129】：
　　（一）关于中央及地方之权限，采「均权主义」，凡事务有全国一致之性质者划归中央，有因地制宜之性质者划归地方，不偏于中央集权制或地方分权制。
　　（二）各省人民得自定宪法，自举省长……省长一方面为本省自治之监督，一方面受中央指挥，以处理国家行政事务。
　　（三）确定县为自治单位，自治之县其人民有直接选举及罢免官吏之权，有直接创制及复决法律之权。
　　第一项采用的所谓「均权主义」，究竟与「地方分权制」有何差别，孙中山没有解释。可注意的，是第二项指明省长是由省人民选举出来，但一方面又「受中央指挥」，而不向省人民负责。换言之，省长受命于中央，成为中央的行政代表。这样的「均权主义」与「中央集权」有什么分别呢？譬如以美国来说，州民选了州长，州长向州民负责，根据州宪行事。全国人民选了总统，总统向全国人民负责，根据国宪行事。州长不受总统指挥，州政府与中央政府是两个独立机关，权限分明，为人民服务，这才是「联邦制」的真谛。
　　历史的经验告诉我们，什么「均权主义」，「分县自治」，人民「选举，罢免，复决」权种种名词，在「一党专政」的政制下，都是用来掩盖耳目，欺骗政治知识程度尚未及水准的人民而已。
两个孙中山
　　陈炯明在上文的一段话里，提及国民党人，头上有「偶像」。这个「偶像」，不是炯明发明的。一九二四年四月，国民党旧同志吴稚晖企图调解陈孙时，给炯明一封长信，信里提及【130】：
　　即此次（一九二四年一月）国民党的改组，不取虚伪选举形式，竟「装扮」中山先生做第一次首领，是应时势的要求，应该如是「装扮」，即便如是「装扮」。
　　前乎此，民二的打指模，我与先生皆不赞同也。民十之总统，我们两人又不甚表同意。何也？当时「装扮」之理，未经列宁出头扮演，自无今日之明了……
　　他（指孙中山）有勤快，寡怨，服善的三长，就此三长，把他「装扮」成一个首领，比檀香雕着的木首领自胜。（首领不要太能干，用木头雕个也好，是我个人的偏见。）
　　换句话说，孙中山在世的时候，已经被装扮为「偶像」，开始作宗教式的宣传「三民主义」。这种「统战」的办法，原来是模仿苏俄，得自列宁的启示。（孙中山在一九一九年写文言本「三民主义」，据国民党的记述，一九二二年六，一六事件发生时，毁失了大部稿料，到了一九二四年写「讲义本三民主义」时，已深深受到苏俄的影响【131】）。
　　与神化了的「偶像」孙中山相对的是「真正的孙中山」。后者是一生从事革命，他可以分为三个时期：（一）海外宣传革命的时期；（二）执政时期；（三）在野时期。试在下面作一简概的分析：
　　（一）海外宣传革命时期
　　根据国民党的记录，二十八岁的孙中山于一八九四年十一月在夏威夷组织「兴中会」，开始献身于革命的工作【131a】。辛亥革命成功，一九一一年底回国，一九一二年一月一日就任临时大总统。这一个在海外致力革命的时期，一共有十七年之久。
　　孙中山在这一个时期内，宣传推翻满清政府，向华侨捐款，筹划与资助国内革命，固然是无可讳言的史实。但是，其所贡献的效果如何呢？历史学者还没有给予一个确实的评价。譬如，以宣传反清思想，鼓动革命精神来说，辛亥革命前的知识分子如邹容，章炳麟等的著作，对国内知识分子的影响，恐怕更要重大些。以筹划国内革命的活动来说，在组织辛亥革命中最重要的武昌起义的过程中，「孙中山无论直接或间接都没有参加」【132】。以向华侨捐款来说，广州新军之役，据冯自由的回忆，「孙总理所许二万元之款，仅由纽约，波士顿，芝加哥三处先后汇交（香港）中国日报冯自由收八千元，殊不敷义师发难之用」【133】。广州黄花岗之役，主要捐款是由东南亚华侨所汇。俟武昌起义爆发后，孙中山在美国报纸上看到消息，已来不及筹款接济了【134】。
　　（二）执政时期
　　这个时期可以分为三段时间：第一段时间从民国元年（一九一二年）一月一日就任临时大总统起，到四月一日行辞职礼为止，一共也仅有三个月。孙中山在这短期内颁布了「临时约法」，下达了些开明的法令，如禁止缠足，禁止吸食鸦片，令司法部禁止体罚，令人民一律剪辫，改用阳历等。
　　第二段时间从一九一七年七月与海军总长程璧光乘舰南下护法，在广州组织军政府，任大元帅，到一九一八年五月为止，一共有十个月。在这一段时间内，与桂系斗争，炮轰莫荣新督军署，军政府改组为总裁制，遂愤然离职赴沪。在这个时期内，没有达到团结西南各省一致护法的目的，结果牺牲了程璧光，护法是徒具虚名。
　　第三段时间从一九二零年底粤军回粤，与唐绍仪，伍廷芳三总裁由上海回广州，重组军政府，到一九二五年三月在北京去世为止，一共有四年零三个多月。（其中因六一六事件爆发，在上海逗留了六个多月）。这一段时间是孙中山的晚年，也是他第一次实揽军政大权的一段时间。在本书的范围内，对孙中山在这一段时间内的活动，已有详细的记述。一切是非得失，读者仍可公断。
　　（三）在野时期
　　孙中山从一九一一年底回国，到一九二五年年初逝世为止，一共有十三年零三个月。在这段时间内，有四年多是执政时期，而在野时期一共有八年多之久。在这八年多中，有二年零九个月（1913-16）是逗留于日本，组织中华革命党，鼓吹革命（倒袁）。其余的五年多分别在上海租界居住了三段时间：（1912-13）,（1916-17）和（1918-20）。
　　中国人民经过大半世纪的党化教育后，似乎已不知道有个「真正的孙中山」的存在了。也早忘了这个「真正的孙中山」，他在中国的十三年零三个月中，是如何面对面同他的同胞生活过，尤其在他治理下的广东同胞，曾亲身体会的什么样的生活？西谚云：忘记了历史的人，定必遭受历史的重演。（One who do not remember the past are condemned to relive it.）也就是说，一个不能记取历史教训的民族，是会付出惨痛代价的。
　　兹引用炯明于一九二七年所著《中国统一刍议》一书里，批评国民党与孙中山的话，作本章的结语【135】：
　　如谓国民党为革命党，自与普通政党不同，是亦不然。即以革命党论，亦无一党独尊之必要。盖革命目的，原非排斥异己，独霸一时。如有异党之为革命，或非革命，而其行动不为本党之破坏者，何妨并行而不悖。若必以狭隘之态度处之，一若版权所有，不准翻印，未免示人以不广，且谁为真赝，尚待条件证明。
　　真正革命者，至少条件：（第一）牺牲自己，不求私欲之满足；（第二）独立精神，不倚外援之成功；（第三）酷爱真理，不为偶像之支配；（第四）为全民求自由，不为一党树威福；（第五）言行必须一致，不为事实之矛盾。能合此五者，革命者之条件始立。否则自身不成革命者，而犹冒充革命，唁人之不革命，反革命，殊为未可也。今之党人，视革命为版权所有，果能悉合条件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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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人评论:很多的历史并非我们所接触到的,我们所看到的历史只是真实或虚假的历史事件的一部分,当我们全面的了解真实的历史与事件时,真正的历史观才会形成,发此文并非完全否定国夫孙中山的业绩,而是全面,系统的使人了解历史的另一面.因为,我们已经不能用好人和坏蛋来简单分析人和事件.历史是不断发展的,对人和事件的评价也随人的思想进步和影响而不断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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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省自治的重振与军事上的失败（1923-1925）

第一节　重建广东的企图

　　一九二二年六月十六日，六一六事件爆发之后，孙中山于八月九日离粤，六天后，陈炯明返回广州，马上进行重建广东的工作。他即接见各县民选县长，称赞他们「能明自治本旨，不肯牵入政争旋涡」，并勉励继续进行振兴教育与实业的工作【1】。美国领事谭尼（R. P. Tenney）到白云山行营访问，炯明说广东建设极需要美国的资本家，技术专家和传教士的帮助，尤其是在粤汉铁路，黄埔商港，全省电话装备，拉毕（James A. Rabbitt）企业公司所办各种实业方面，特别欢迎美国商人扩大投资，和美国政府的合作【2】。

　　炯明于八月二十三日向省议会推荐香港实业家陈席儒为省长，（陈席儒是清末中国的早期留学生，与伍廷芳，唐绍仪同时）。省议会接纳炯明的建议，于二十八日正式举陈席儒为省长。炯明愿意以粤军总司令名义整理军政，以保护广东的安全，但不愿兼任省长，俾可「注力对外」，以贯彻其联省自治的主张【3】。

　　对于整理军政，炯明把前邓铿编练国防军的工作，交给叶举办理，任叶为编练总监。委梁鸿楷（接辖邓铿旧部第一师），洪兆麟，陈章甫（接辖魏邦平旧部第三师），关国雄（原为第二军许崇智所辖的第四师），陈炯光，钟景堂，胡汉卿，黄业兴等为督练官。计划拟编练国防军全省二十五旅，共一百七十四营，兵额七万余人【4】。

　　这时广东最大的「对内」问题是整理财政。下面分别探讨这两个「对内」和「对外」的问题。

整理财政的乱局

　　炯明于八月十五日回抵广州，发觉孙中山在广州留下一个负债重重，财政极端混乱的政府。据广东省银行总经理调查的报告，省库除缺款一千零三十八万余元外，孙中山还借出一百二十七万元，前财政部长借出四百一十一万余元，与前财政厅长借出二百二十二万元，还有孙中山部下的将领们共借出三十万元以上【5】。孙中山又在广东发出二千六百万元以上，没有基金支持的纸币，还有二千万元已印就，准备发行【6】。在大本营财政部尚存有一百六十余箱，价值共三千余万元的军用票，准备为北伐军携往粤北及江西使用【7】。

　　粤库破产，纸币滥用，造成一个市场的混乱，纸币低折至一二成，几成废纸。省长陈席儒就任后，即与香港上海汇丰银行于九月一日签订维持广东纸币价值的合约，企图恢复市场的信心。合约的要点如下【8】：

　　（一）汇丰银行于九月十五日开始接受「广东省银行纸币」之定期存款。每存户至小数目为一百元，利息为一年存款八份利，六个月存款为六份年利计，三个月存款为五份年利计。汇丰于九月五日起登报通告。此合约以一年为限期，存款总数以一千万元为限。

　　（二）广东财厅将偿还汇丰所付出之利息，以广东省某项税收（Certain taxes 约六十万元）为抵押。

　　（三）广东财厅将付汇丰手续费，以存款数目百份之一计。

　　这个办法也只能把纸币价值平稳一下，不再下跌，但不能恢复市场的信心。譬如，当时政府为解决广州公立小学教员罢课的风潮，不得不接受教员的要求，九月份的薪金，以六成银毫，四成纸币给付【9】。九月中旬，炯明告诉《士蔑》西报记者，说孙中山滥发纸币的恶果，他每日与陈席儒省长在商议应付的办法【10】。到了十二月，炯明亲到广州商会，讨论维持纸币办法，作烧毁纸币的非常决定如下【11】：

　　（一）汇丰银行广东纸币存款，继续办理至原定之总数一千万元为止；（二）发行「税收公债」五百万元；（三）出售公产四百万元；（四）以上所得纸币，政府将其公开烧掉。

　　炯明与陈席儒知道与汇丰银行签订的维持纸币合约，实是权宜的办法。他们主要的希望在与伦敦的「中英法公司」（Anglo-French China Corp）所签订的两个合约，得以成功，则可以暂时的平定广东财政的乱局，争取些时间，以恢复元气。这两个合约是：

　　（一）第一借款：名为「一九二二年广州市改良公用事业借款」，借款数目为二百万英磅，折扣为十二份半，年利为七份半，期限为二十五年；借款目的为改良广州公用事业之用，分为三系统：电车，自来水和电话。合约于九月二十三日签字。这个借约，其实于陈孙决裂前，广州市长孙科已开始与「中英法公司」谈判的【12】。

　　（二）第二借款：名为「一九二二年广东省维持纸币借款」。借款条件与第一借款相同，数目亦为二百万英磅；目的在购买银条，以供广东造币厂铸造银毫，以维持广东省银行纸币之用。抵押为广东省烟酒税；合约中注明须经省议会通过，始能生效。借约于十月九日签字【13】。

　　借约签字后，政府即公开发表。《华字》社论评说：『广东省政府货币借款草约，已由财政厅正式发表。社会疑团，当可稍息。即此足见财政公开，在政府当局，亦有百利而无一害』。对于有关折扣，年利等条件，《华字》认为极为公允，结语说：『此在我国借债史上，不可谓非比较妥协之契约』【14】。

　　这两个合约，虽已签字，到了十一月底，伦敦方面尚未交款，美领事报告，说是受到英国外交部所反对，而英法财团亦改变其主意【15】。根据英国领事的报告，孙中山的党徒四出活动，怂恿少数工人，学生组织反对借款，宣传许崇智的北伐军将从闽南攻粤，孙中山不日将可回粤，否认借款，并且唆使暴徒，在公共场所爆发炸弹，造成一片动乱社会的现象，（参考第七章第一节里所述德科伯的暴徒组织）。「中英法公司」的借款，在这种动荡的环境下，就注定不能成功了【16】。英国领事的意思是英法两国的财团，以广东的政局不够稳定，就决定不冒险投资了。

　　孙中山在雇佣滇桂军侵粤以前，已在进行捣乱炯明重建广东的工作。当年在北方的学者胡适，就有下面一段的评说【17】：

　　他（指孙中山）对于陈炯明的复仇念头，未免太小器了。孙氏是爱国爱广东的人，不应该为了旧怨而再图广东的糜烂。此次广州之变（指六一六事件），曲直不全归于一方，而是非应俟之公论。此后孙氏只应该以在野的地位督促广东的善后，监督陈炯明的设施，许他整顿广东，以为自赎的条件，那才是大政治家的行为。若悻悻怒骂，不惜牺牲一省的人民以图报复，那就不是我们期望于他的了。

　　胡适为我国一代杰出的思想家及教育家，这几句话显示出他是从一般国民的观点发出的评论，而不是坦护一党一派的说法。

团结西南

　　炯明于返广州前五天的八月十日里，在惠州接见联合社美国记者包惠鲁（Edward L. Powell）和岭南大学行政秘书美国人享利（J. M. Henry）。炯明说吴佩孚自战胜张作霖以来，控制北方政权，但吴所持态度，（炯明）本人尚未十分明了。炯明说他恐怕吴将重蹈孙中山之覆辙，想以武力来统一中国。这将与他要实行的政策，刚相背驰。炯明又说统一中国，必须先制定适合中国，而与美国相仿的联邦制宪法为根基。鉴于中国目前各省的趋势，炯明以为解决大局的唯一办法，必须将外交军事集权于中央，而给予各省以自治的权力【18】。

　　是日，炯明也告诉一位从香港来访问的英国记者同样的意见，并且说：『中国现在需要的是建设，不是破坏，以武力来建设中国，我是极端反对的。因为想发展民国，必须从商务，实业，教育方面努力进行，才能收效』【19】。

　　黎元洪总统的代表白逾桓到惠州访晤炯明后，致电黎元洪报告，说炯明「公忠体国，推重钧座（指黎），出于至诚」。并说明炯明的态度如下【20】：

　　（一）对于粤省，尽力保障自治；对于国家，力谋联（邦）宪（法）之统一；

　　（二）国乱有年，非谋统一不可。但真正统一，须建筑于法治上，乃能永久运用,而不再分裂。民国纷乱，在于中央地方权限不分,军事民政各不归位,故民政应份权者，中央乃改而集权,军事应集权者，中央反令各省据为己有。今欲塞乱源，制治本，应从制宪着手，略取美制度，定为联邦宪法。

　　（三）权限划分，中央取列举，地方取概括。凡列入中央者，政无钜细，官无大小，悉归中央直辖，地方不得过问。干涉军人，截留财政，自无其事。省长民选，既可杜绝武人干政，亦可销除政客捣乱。省宪既定，地方选举由于百姓，武人自无地盘主义之可言。废督裁兵，乃有实现之日。

　　（四）西南护法有年，务得此结果，乃有真代价。西南统一，非可单独进行，必经妥协而后可以一致。

　　在电文末，白逾桓说各省来粤代表意见，与炯明相同。「观西南当道，志在建设立国制度，不可瓜分政权」。因此，白逾桓向黎元洪建议说：『钧座以统一为职志，应请晓谕北方将领，共解此旨，政治时局，建造新邦国，庶有宁日』。换言之，联省自治正是解决军阀割据，和平统一中国的办法。

　　八月十五日炯明回抵广州，二十三日在省议员宴席上演说，对于「对外」事情，说拟设立善后督办处，请唐绍仪任督办，他（炯明）与汤廷光任会办【21】。九月中旬，炯明告诉香港西报记者，说他刚从香山（今中山县）访晤唐绍仪回来，知道黎元洪要唐北上组阁，但为吴佩孚所反对【22】。在美国领事的访问中，炯明说要采取美国式的联邦制，每省像美国的州一样有切实的自治权，并且说现在南北各方都同意恢复旧国会，所以这个国会应该马上进行修改宪法的工作【23】。

　　炯明「对外」的策略，是首先巩固广西，团结西南，作为联省自治运动的核心。为了巩固广西，他本以桂人治桂的主张，邀请林虎与刘志陆来粤合作。（林虎，字隐青，广西人，于辛亥革命时在武昌任黄兴的警卫团团长，一九一三年与李烈钧等在江西联名通电，呼吁国民党人共赴讨袁。讨袁失败后，逃亡南洋，与炯明渐相投契）。刘志陆在广州欢迎会上说【24】：

　　此次收拾桂局，固为竞公援助隐青，亦为隐青援助竞公。以两粤唇齿相依，广西内乱影响及于粤局。吾人之巩固广西，即所以巩固两粤。进一步言之，即所以巩固西南也。

　　九月下旬，炯明在覆云南唐继尧电里，有一段说：『承示团结西南团体，组织代表会议两事，均属进行要图。鄙意极表赞同，已与（陈）勤宣，少川（唐绍仪）详商办法。昨经先电奉白。此后一切进行，仍望陆续赐知。务祈同条共贯，克底于成』。【25】

　　这时吴佩孚亦有电致炯明，请炯明抛弃联省自治主义，使南北早日统一。炯明覆电则谓联省自治主义，碍难抛弃，俟主张实行后，对于中央当协助饷款，并历述武力统一，不适于今后之趋势。陈炯明没有忘记外蒙古（这时候是孙中山与俄使越飞发表联合宣言之前四个月），在覆电末，表示一致对外，请吴佩孚以「全副精神，对付东北，收回库伦，立功绝域」【26】。当年盛传吴佩孚以副总统诱炯明合作，目前没有确证，可能是孙中山党人所造谣言【27】。

　　至于炯明与唐继尧的「团结西南团体，组织代表会议」两事，美国方面亦探知其事，北京美国公使向美京机密报告说【28】：

　　至（一九二二年）九月底，陈炯明在两广的地位，已极大增强。许崇智的残军远在福建，企图取得地盘，再图攻粤。陈氏开始进行组织一西南自治省的联盟。这联盟包括云南的唐继尧，贵州的袁祖铭，和湖南的赵恒惕，而以唐绍仪为首长的联省政府。陈炯明显然的完全抛弃了与吴佩孚携手的可能。

　　四个月后，孙中山雇佣的滇桂军，和吴佩孚支持的沈鸿英军队，联合由西江蜂拥入粤，炯明巩固广西，团结西南，以贯彻其联省自治主张的企图，便都化为泡影了。

第二节　两军相持的局面

　　一九二三年一月，孙中山雇用的滇桂军，和吴佩孚所支持的沈鸿英军队蜂拥由西江入粤，炯明不愿遗祸桑梓，于一月十五日宣布下野，由此一直到一九二四年十一月，西关屠城事件发生后，去汕头就任粤军总司令之职为止，炯明就在其家乡海丰过了近两年的半退休生活。当时粤军撤退到粤东一带，主力并未损失，但粤东地方的资源，实不足以支持反攻广州的战争。在这段时期内，除了于一九二三年的下半年，惠州，闽南，广州近郊三个战役连接发生外，两军在粤东形成相持的局面。两军人数的统计如下【29】：

　　孙军：（1）滇军杨希闵-30,000；（2）湘军谭延恺-20,000；（3）桂军刘震寰-7,000；（4）豫，川，赣军共6,000；（5）许崇智部-7,000；（6）李福林部-3,000；（7）黄明堂部-1,000；（8）梁鸿楷部-10,000；（9）其他-16,000。合计100,000人。

　　粤军：（1）叶举部-13,000；（2）洪兆麟部-17,000；（3）林虎部-24,000；（4）邓本殷部-8,000；（5）李耀汉部-2,000；（6）黄大伟部-5,000；（7）赖世璜部-5,000；（8）王献臣部-6,000。共计80,000人。

　　上面所指的「孙军」是在这时期内效忠于孙中山的军队，其中许崇智与梁鸿楷两部是粤军旧部。「粤军」是指效忠于炯明的军队，成立于一九一七年援闽护法之役，若以将领及其大部部属的籍贯来说，洪兆麟（湘），林虎（桂），赖世璜（赣），王献臣（闽）等都不是广东人。

半退休的生活

　　炯明于一月十五日在广东下野之后，即日回海丰，三十日抵香港。在香港逗留了近五个月，隐居少出交往。到了五六月间，决定离开香港，返回海丰居住。据广州美国领事于五月中旬的报告说：『本领事今日自一可靠的中国人获得报告，说他最近在香港见到陈炯明。他说陈决意重出抗孙，因为国民党的暗探一直在追随他（陈），实使他无法可永远的保护自己，以避免被谋杀』【30】。

　　孙中山于二月下旬抵广州，四月中旬，沈鸿英发动与许崇智军及滇桂军在广州激战。据北京美国公使的报告，这时候吴佩孚因恐怕奉军（张作霖）会趁机入关，不敢派兵助沈夺取广东政权【31】。五月初旬，沈不敌，败走粤北。因此，在二月至五月间，粤军得到一段喘息的时间。在这段时间内，孙中山曾派姚雨平往惠州收编叶举的杨坤如部，又派李烈钧到汕头收编洪兆麟部【32】。

　　五月中旬，叶举与洪兆麟由香港返回惠州【33】。六月，粤军叶，洪，林虎部各将官决议联合一致行动，公推叶举为前敌总指挥，林虎，洪兆麟为潮梅总，副指挥【34】。这样，他们表示不接受北京政府（曹锟，吴佩孚）授给他们的职衔，也不愿为孙中山所收编，而重树起粤军的旗帜，遵奉炯明为事实上的领袖。一九二三年下半年，连续的发生了惠州被围，闽南和广州近郊三次战役，但是炯明没有直接参加筹备或指挥的工作。譬如，于广州近郊之役，当时盛传炯明在石龙前线督战，其实，据汕头美国领事的报告，炯明正在汕头与黄大伟和海军司令温树德筹划广州的善后计划【35】。

　　炯明为什么对这些军事行动没有兴趣呢？一月初旬，他刚下野之后，粤军各将领曾派代表到海丰请示意见，炯明告诉他们军人以保护地方为重，意思是为了避免糜烂地方，就给孙中山收编，他也不介意【36】。一年后，他到汕头重任粤军总司令职之前，在致叶，林，洪的电中有「粤军粤事付之诸兄主持，比较容易措置，我决不再干。至联络西南及各同志，应付北方，促成联治统一，炯一日未忘邦国，即一日不能停止活动』之语【37】。这很清楚的说明了炯明当时的态度，他并不是对「国事消极」，只是不愿与孙中山一再「纠缠」，以致「广东糜烂」，而又无济于统一大局而已【38】。是时，西南各省和北方代表来粤访晤的，大不乏人。可注意的是国会议员褚辅成来海丰商议多日【39】。褚是日后（一九二五年初）北方联治派议员在「善后会议」里提出的「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制草案」的起草人之一。

　　一九二三年底，叶，林，洪三部军队分路逼近广州近郊，但未能一举攻下广州，他们以为功败垂成，未始不为号令不统一所致，故于一九二四年三月，联名电请炯明复任粤军总司令职【40】。炯明则认为复职的时机，尚未成熟。于五月初旬，炯明遂在汕头召集会议，来讨论粤军应采的动向。

　　当时，粤军内部份有三派：一为赞成与北京政府一致行动（时北京政府为直系曹锟吴佩孚所控制，曹于一九二三年十月贿选任总统）；一为有条件的与孙中山复和；一为仍自树一帜。北京派代表唐宝谔，关澄芳来汕「慰问」；皖系段祺瑞派褚辅成来汕，请粤军与段一致行动；革命旧同志陈少白亦来汕头运动陈孙复和。据汕头美国领事的情报，林虎与洪兆麟极力赞成与北京合作，叶举表示遵行炯明的决定，炯明本人则尚无定见，但似乎是倾向于段祺瑞的建议（当时，孙段张（作霖）三角联盟，段力主陈孙复和）【41】。据《华字》报导，炯明在会议中「身穿二十年前之旧灰布长衫，袖口阔仅三寸，胡发甚长，形色极为镇静，席中发言颇少」。各将领主张分三路反攻广州，林虎主缓进，要等待北军方本仁部南下，以收夹攻之效。洪兆麟则力主速战【42】。

　　证之日后史实，粤军于这「第一次汕头会议」之后，没有什么具体的行动。可以想像到，「投北」或「和孙」，都不是炯明可以贯彻其联省自治主张的选择，而粤东资源不足，也不能自树起「联治」的旗帜。

　　可是，五个月后的十月里，这个困窘的局面随着两个事件急激的改变了。一事件是十月十五日广州西关屠城事件爆发，「各界救粤联合会」请求炯明出山，率领粤军驱逐孙政府，并答应捐助一切军饷；另一事件是十月二十三日，北方冯玉祥倒戈，促成吴佩孚之下台与段祺瑞之回京组阁。这些时，段是公开主张联治统一中国的人，炯明对他曾公开表示同情，现在炯明看到可与段合作的机会来了，于是于十一月，召开「第二次汕头会议」，树起「联治军」的旗帜，进行解决粤局的军事准备。

扶助农民运动

　　在第五章里叙述炯明扶助劳工运动的「教育」工作，主要是在于鼓励成立工会，代表工人利益，以「集体谈判」的方法，以「和衷共济，各相体谅」的态度，来与雇主谋解决劳工的福利问题。政府则居于第三者地位，代表全体人民与社会的利益，从中作调解与节制的作用。炯明想用类似的办法来实行扶助农民，改善农民生活的运动。他于一九二一年间，介绍彭湃到海丰任教育局长，并鼓励彭在海丰试办农会。彭湃是海丰人，炯明在漳州时派往日本一批留学生之一人【43】。

　　一九二三年三，四月，炯明下野后，隐居香港之时，彭湃来访，商议减田租的事。据陈演生的回忆：『先生（指炯明）主张减为三成，（即减去十分之七）（钟）秀南，（陈）演生主张初次减为六成，二年后再减为三成。先生嫌太缓，仍主一次减为三成。彭满意而归，即根据先生主张，在海丰开始作减租运动』【44】。

　　一九二三年八月中，海丰农会因减租问题与田主发生冲突，王县长以农会会员黄，杨等人「聚众扰乱治安」，予以拘留，并解散会所。时炯明在老隆，彭湃奔往谒晤，请示办法。同时王县长亦电炯明报告经过情形。炯明即电覆王县长，饬立即释放会员，并令组织「农租公判会」，以解决田租争执问题。覆电中表露出炯明对扶助农民运动的态度，兹将电文录下【45】：

　　此次风灾，农民失收，要求减租，势所使然。虽旧例业佃可以分割，但事实上多难做到之处。体念灾民，业佃双方均应酌得其中。该农会不分丰歉，定三成一律还租，殊属卤莽。转滋争端，现应由该县组设农租公判会，谕业佃各出代表三人，由县请公正乡绅一人为会长，布告业佃周知，遇有收租争执事宜，应投告该会，请其公判。业主不得苛勒，佃户不得藉灾图免。均照实地情形，期于两得其平。

　　查有吕铁槎先生，老诚公正，堪以称职。所有会中应需费用，由县作正开销，限月办完，即行撤止。至黄木，杨其珊等，查非聚众扰乱治安，现经拘押有日，应予省释，以免酿事。乞谕知海丰农会，业户维持会遵照办理可也。

　　炯明料想不到日后彭湃利用农会，组织农民暴动，成立苏维埃政府，走上阶级斗争的路线，卷入政治的旋涡。一九二四年孙中山宣布「联俄容共，扶助工农」的政策，彭湃即加入孙中山的阵营【46】。一九二九年，彭在上海为国民党所捕杀，是成为了共产党的烈士，「两党之争」的牺牲品！

　　陈，彭短期目标一致，但长期目标则不相同。彭是共产党，以共产革命而赤化中国；而陈是主张中国本位主义的。这是后来共产党也始终在批评陈的主因所在。

孙中山炮轰惠州城

　　一九二三年从五月二十八日到十月二十七日，惠州被孙军围攻，达五个月之久。孙中山利用臧致平，许崇智在闽粤边境控制粤军后方，于五月下旬下令总攻惠州。二十八日，桂军刘震寰占领飞鹅岭，惠州即被包围。守城粤军为杨坤如所部林烈，钟子廷两旅，约六千人。

　　惠州绅商鉴于博罗之被孙军焚掠一空，苦求杨坤如坚守候援，并允筹给军食，杨遂决意死守，以钟子廷一旅二千人守惠阳县城，而杨本人则率领林烈守惠州府城。杨又责成惠城附近九县县长，每县以游击队及警察组织一独立团，团长由县长兼任，担任在惠城附近游击，或包抄联军【47】。

　　惠州天险，三面环水，城内军民同仇敌忾，孙军屡攻不下。据六月中旬目睹者描述战争的情形如下【48】：

　　此次滇桂军围攻惠州兵力共有万余，更兼上有飞机，下有地雷，进攻十余日，迄未得手。盖以惠州天险，飞机地雷亦无能为力。当飞机驶至，初则盘旋于空中，以察看形势，继则散放传单，后来每至则掷放炸弹，但并未伤及一兵一卒，尽伤平民七八人。是时城内居民方出城挑水，适有一弹掷下河边，致被波及。

　　地雷则系由城外空铺掘地道装入，惟惠城城垣甚厚，坚固异常，所受伤损者不多。联军（指孙军）以飞机地雷均无效，乃驱乡人肩梯欲缘城墙而入，亦屡被粤军击退。

　　又以惠城三面环水，每次进攻，均须渡河，当渡河时，辄为粤军射击死伤甚众，遂以空船先导，嗣又为粤军察觉，专向后至各船射击，联军计划又归于失败。复令兵士攀缘船边泅水而渡，粤军瞥见各船俱空虚无人，遂向水中乱射，联军因是死于水中者亦甚众。

　　又当联军三次入博罗时，全城仅余老妇二人，中年妇女四五人，小孩数人，余人闻多被捉,或遭杀害。惠州居民有鉴于此，均愿出而助粤军。

　　六月下旬，香港《士蔑》西报报导，说东江战事剧烈，孙中山下令于三日内攻陷惠州城。廿五日开始攻城，胜负至今未定，伤亡极重。孙氏声言如三日内不能下，他将火烧惠城，令其全毁。据另一报告，大量煤油已运往前线【49】。

　　七月中旬，孙中山由虎门炮台移来二十二生的大炮两尊，于十三日开始施放轰击。「由远镜窥视，发见城内小东街铺属已着火，燃烧百数十户之多，情形甚惨」。《华字》记者评论说：『所焚者，只商民店铺，同付一炬。人皆谓其（指孙中山）打惠州人民，非打粤军也。惠州人民何独不幸而遭此劫也』【50】。七月十九日，广州美国领事报告说【51】：

　　美国传教士尼哥（S. A. Nagel of the Seventh Day Adventist Mission）于七月十六日来访。尼氏在最近惠州之战，身历其境，七月十三日才离开惠州。他说惠州之能久守，是因刘震寰部下桂军之残酷行为。当刘军于五月廿日和六月初两次攻下博罗时，全城被毁，居民不是被杀，便逃往四乡，成为死城。惠州居民怕遭到同样命运，故不肯投降。但城内粮食缺乏，已成饥荒情况。

　　据国民党的记载，九月下旬，孙中山乘座舰至惠州梅湖，登岸后，赴飞鹅岭与桂军各将领筹划进攻惠州城的策略，又到梅湖重炮阵地，亲向惠州城发炮六发【52】。《华字》也报导「孙中山在东江亲自发炮攻惠州城，凡二十余响」【53】。二十年代以后，中国人民从小受党化教育，尊奉为「国父」的孙中山，竟然在内战中亲手发炮轰毁本国的城市。中国古代，只有暴君攻城，才没有「投鼠忌器」之惧，能不令人浩叹！

　　先是，七月下旬，粤军林虎，洪兆麟，陈炯光，钟景堂等部在闽南反攻臧致平军。八月初旬，占漳州，进迫厦门。八月下旬，陆续调回东江战线。十月下旬，粤军分三路总反攻：右翼林虎率领黄业兴，黄任寰，王定华，刘志陆等部由河源分扑回龙，埔前，古竹一带。中路叶举与左翼洪兆麟联合，直接解惠州之围。叶举率领陈炯光，钟景堂，熊略等部由白芒花进攻包围惠州的孙军。洪兆麟率领尹骥，李云复两部由三多祝斜上惠阳夹攻。二十七日，孙军不支，纷向博罗，樟木头溃退。杨坤如部亦冲出惠州城外，加入进攻【54】。叶举发出告捷电说【55】：

　　惠阳城外之敌，于（十月）廿六日被我军左翼军猛攻，剧战一昼夜，同时杨（坤如）军长由城内出击，敌势不支。廿七晚分向府城外之飞鹅岭，及河南岸溃退，县城之围，完全解除。此役虏数百人，现我军正在分途追击中。

　　惠州之围，完全解除，双方所付的是甚么代价呢？《华字》报导说：『（惠州城内）子弹虽足，（但）粮食不多，城中米价腾贵。粤军虽常按户分粮，人民虽誓与城共存亡，然鹄形菜色，则已瞩目皆是。九月十八日，惠阳县城南门确被联军预伏地雷炸毁数丈。直至廿七日惠阳围解前，兵民饿死者已有二百人以上，苟再迟数日，必不能支，亦云幸矣。计惠城被围已五月，全城军民死伤不过五百人，而联军则至少死伤三四千人。靡论孰胜孰负，兄弟阋墙，均属言之可丑，是不可谓非吾粤一场浩劫也。有穷兵黩武者乎？吁可以鉴矣！』【56】。美国传教士尼哥说：『惠州之围，是一个毫无意义，「失了理性」（senseless）的战争』【57】。

闽南战役

　　一九二二年六一六事件发生后，孙中山在舰上电令北伐军回师攻粤。八月初旬，在粤北被粤军击败，许崇智等残部绕道江西退入福建。十月中旬，占领福州，与厦门的臧致平联合，进迫粤境。据厦门美国领事的报告，臧有二万多军队，一部份驻在闽粤边境。臧致平表面上宣言服从北京政府（直系曹锟，吴佩孚），但实际上受到邻省浙江卢永祥的影响，当时卢是属于支持孙中山的皖系（段祺瑞），因此臧致平与许崇智合作，联合进窥粤军的后方【58】。

　　一九二三年一月中旬，炯明宣布下野，叶举随他退居香港，所属杨坤如部留守惠州，陈炯光，翁式亮，钟景堂等部则退驻兴宁，五华，蕉岭，大埔一带，与林虎部连成一气，直接受林虎指挥，与原来驻在潮汕的洪兆麟部互通消息【59】。一月下旬，洪兆麟为了避免糜烂地方，通电服从孙中山。二十九日，孙中山派李烈钧到汕头收编洪部军队，洪遂退居香港【60】。四月初旬，许崇智致电李烈钧，限于四月八日前撤离汕头。汕头美国领事报告里说：『真是中国政争的离奇现象，李，许同是孙中山的支持者，但是为了争取汕头这个富庶的地盘，那就没有什么敌友之分了。归根到底，被剥削受苦的，还不是可怜的中国人民』【61】。李烈钧遂率领洪兆麟旧部向闽南撤退，十七日抵达漳州。许崇智则于二十三日抵汕。

　　可是，一个月后，粤军林虎部便攻下潮安，汕头，许崇智又退向揭阳。汕头美领事报告说：『洪兆麟突然于五月廿六日回抵汕头。他亲自带来只有五百人，并未向商会勒索巨款，只借了六千元为军饷。他即带队追击许崇智』【62】。

　　七月初旬，臧致平联合许崇智留闽残部，分占粤闽边境的饶平，黄冈，进迫潮汕。七月中旬，汕头美领事报告李烈钧部下的主要将领赖世璜，与海军司令温树德亦来汕，加入粤军的阵营【63】。七月下旬，粤军分三路反攻臧致平军，占闽边，向韶安，云霄进展。林虎任中路，左翼赖世璜，右翼洪兆麟。八月八日，林虎部入漳州。粤军因保护后方的目的已达，急于回师解救惠州之围，遂开始陆续撤回粤境。八月下旬，一部份粤军进迫厦门，厦门美领事报告说【64】：

　　臧致平拒绝接受洪兆麟八月二十日发出的哀的美顿书，洪要臧于四十八小时内离开厦门，并声明愿意收容臧之部下军队，或每人三十元遣散回乡。该书于八月二十二日到期，但双方至今（二十四日）并无行动。有一美国人于八月二十二日在石码访晤洪氏，洪说他不愿意伤害地方，以武力夺取厦门，而想用和平方法，以金钱收买。

　　到了九月下旬，粤军只留下八，九千人驻于石码【65】。据汕头美国领事报告，林虎于八月十九日由漳州回抵汕头。洪兆麟的大部军队，亦已回抵汕头，向西拔发。陈炯光则反抵大埔，向惠州方面进军【66】。粤军就这样结束了闽南战役，巩固了后方。

广州近郊之役

　　闽南战争结束之后的十月下旬，汕头美国领事报告说：『陈炯明的支持者公开声言，将于四个星期内进驻广州。这不像是个空言，因粤军正在准备大规模的军事行动』。美国领事又说：『陈炯光电告他于十月五日抵老隆；林虎和刘志陆亦于十月十日抵老隆；尹骥十月十日到汕尾（海丰县属滨海的港口）；叶举的大本营仍设在海丰。洪兆麟于十月十一日由福建返抵汕头，在十七日晚的宴会中，他告诉我（美领事自称）数天内即动程赴西方前线。他已于今天乘船赴汕尾』【67】。

　　粤军分三路进行大反攻。十月下旬，惠州解围，粤军乘胜追击。十一月三日，中路叶举部克复博罗后，即节节向石龙下攻；左翼洪兆麟部同时由樟木头绕出广九铁路之侧，分路袭击东莞茶山等处；而右翼林虎部，又突出增城，进袭石滩；石龙遂陷于四面包围中。是时，守石龙的孙军有由平湖淡水败回之滇军范石生，蒋光亮等部，及由惠城败回的桂军刘震寰，陈天太等部，另加入吴铁城新开到之警察游击队数百人，及由北江调回之滇军廖行超所部两团。两军激战，茶山一路尤为激烈。茶山距石龙仅六里，故石龙亦闻枪炮之声【68】。十二日，孙军不支，粤军遂进占石龙，广州震动。

　　孙中山这时的反应如何呢？十月下旬，惠州解围之时，孙佯言东江战事行将结束，将大本营移驻虎门，以「策划北伐」，随即驾临，「同行者皆多年心腹」。又即布置防地，异常严密。太平（虎门附近乡镇）居民谣言纷起，或迁徙，或停业，一似大战临头，预谋避免【69】。十一月初旬，粤军围攻石龙之时，孙中山宣言军事苟有变化，则广州市当为第二惠州，国民党则当与广州同其生死【70】。

　　广州美国领事报告，说孙中山于十七日晨登永丰舰，预备在舰上指挥守卫广州的战事，或离开广州【71】。又另一报告，说孙政府高级官员的眷属，已大部离开广州，到香港或其他安全的地方去。孙政府的财政虽然一直非常困顿，但孙的儿子孙科已在香港的银行里，存有数百万元的准备【72】。

　　粤军于占领石龙，石滩之后，于（十一月）十七日在南冈开高级军事会议，列席者洪兆麟，刘志陆，杨坤如，熊略，尹骥，李云复，黄任寰，陈炯光等。当时刘黄则主张缓进。洪杨熊则主张急攻，讨论多时，并无结果。最后乃从多数取决，取急攻主义。粤军的战略分三路进取广州，其概要如下【73】：

　　（一）右路刘志陆，李易标，黄业兴等部由刘志陆担任指挥，由联和市，龙眼洞前进，攻白云山，瘦狗岭一带；（二）中路由陈炯光，黄任寰向石牌进攻；（三）左路尹骥，杨坤如等部由洪兆麟指挥，沿广九路，南冈，乌涌一带前进，攻车陂，石牌一带；（四）钟景堂，练演雄等部进窥虎门；（五）谢文炳，陈修爵，谢毅等部围攻增城；（六）林虎率王定华，黄凤伦各部，驻福田墟策应全军。

　　十八日，右路刘志陆与孙军（滇军朱培德，范石生，豫军樊钟秀等部）在龙眼洞接触，鏖战甚烈，十九日晨，进至白云山脚。是时中路陈炯光，黄任寰等部，因子弹告罄，向后退却。孙军遂将抽调石牌方面之部队协攻，刘志陆恐后方断绝，迫由白云山退返太和市。左翼洪兆麟于十八日向石牌方面之孙军（许崇智，桂军刘震寰等部）进迫，许，刘部已呈不支之势，分向瘦狗岭方面溃退。该岭一带高地，已为洪部占领，不意后方为猎德河岸之孙军抽击，洪部迫得向后反攻，退返南冈，石滩【74】。据国民党的记载，湘军谭延?时为赵恒惕军所压迫，由长沙绕道入粤，适时应援，于十九日进击粤军右路之后方，刘志陆腹背受击，迫得全军退却【75】。

　　据广州美国领事报告，粤军前锋（左路洪兆麟部）曾于十八日抵达离广州三（英）里之地，但稍为接战，即行撤退，广州市内可闻到枪声【76】。在同一报告中，美国领事说他接到叶举将军来函，函中说粤军日内即将进驻广州，预备捕拿孙中山，送交法庭审判。请外国领事团不能让他像上次一样在外国军舰上逃离广州。（指一九二二年八月，叶让孙安全乘英舰离粤）。

　　广州近郊之役，粤军功败垂成，未能一举攻下广州，究竟是什么缘故呢？《华字》评论说【77】：

　　日前粤军进攻省城，来势本锐，顾卒未能达到最后目的，非联军（指孙军）之能战，自我观之，盖由于大队尚未集中，前线各军，即实行反攻，以数千之兵，敌累万之众。（省报亦谓粤军攻城之兵仅数千人）。既攻守之殊形，复众寡之悬绝，而九广?一路，与白云山一路，又不能同时并进，使联军得投瑕抵隙，此未始非过去之一小训也。

　　说者谓粤军节节得手，各军视?，皆全注于广州城，一面欲争着祖鞭，一面尤不无含多少轻敌之意味，故有此顿挫。确否姑勿具论。然粤军既毅然担负解决粤局之责任，经此一度教训而后，当益知所自勉矣。

　　据国民党的记录，湘军谭延?及时应援，攻粤军于不备，未始不是一个重要的因素。广州近郊之役后，两军精疲力尽，形成相持之局，从此一直到一九二四年底孙中山西关屠城事件发生以前，在这段时期内，没有什么重要的军事活动。

第三节　调和陈孙的努力

各方调和经过

　　（一九二二年）六一六事件爆发以前，广州的官方报纸虽然尽力掩盖陈孙政见不合的事实，但是其他省港报纸，如香港无党派的《华字》日报，早已报导其事。南方一般舆论，大都期望陈孙不致决裂，认为「和则两利，分则两伤」。陈孙部属持有这个观点的，也大不乏人。譬如，一九二二年七，八月间，北伐军在粤北被粤军击败，黄大伟，李福林等余部随着许崇智绕道江西抵达福建。十月，黄，李两部入占福州。时黄即与国民党旧同志张继提议陈孙复合，条件是以炯明起用孙科，廖仲恺等，并每月拨款若干，以资助福建的北伐军向外发展。据《华字》的报导，当时陈孙二人已有接洽的表示，不料为许崇智，胡汉民二人所知，竭力反对，致提议复合的黄大伟被排斥离去【78】。（黄大伟部原属粤军，一九二一年援桂之役结束后，随孙北伐，一九二三年三，四月间，于闽南重入粤军阵营）。

　　一九二三年一月中旬炯明宣布下野，是月下旬，粤军将领熊式亮即通电劝请陈孙复行携手。电文中有「党中健者，均以救国为前提，本无芥蒂之可议，不过政见不同，受各方弄骗，至使舞台自拆，呼吸存亡，若再各走极端，互相报复，虽成败得失，在所不计，而百姓遭殃，万灵荼毒，黄台之瓜，何堪再摘？」之语。电末又说：『我大总统既知陈总司令之深，我总司令又受知大总统之厚，相需之殷，无异辅车，际斯危局，敦请尽释前嫌，重敦旧好，同舟共济，急挽狂澜』【79】。

　　一九二三年六月，广州美国领事报告，说亲孙的滇军在北江被沈鸿英部击败，退至英德以南的防线，广州因此又盛传陈孙复和之说【80】。六月十三日，姚雨平由广州到香港，往晤华商总会司理叶兰泉，东华医院首总里黄屏藻，拟请用商会医院团体名义，分发电报往陈孙两方，劝其停战，「以苏民困」。当时叶，黄都表示赞同姚的建议，但以为一纸电报，恐不能发生什么效力，故须「三思而后行」【81】。

　　从一九二三年底广州近郊之役结束后，一直到一九二四年底西关屠城事件发生为止的一个年头里，调和陈孙复合的努力，真像雨后春笋的蓬勃兴起。譬如，（一九二三年）十二月，孙军中的粤系军人推出李福林为代表，到香港与陈派人士接洽，拟先行停战，再议条件，划石龙为中立地点【82】。证之日后史实，孙军确曾在这一段时间内退出石龙，由商团接防自卫。但是「再议」什么条件，目前没有记录。

　　同月二十七日，北方皖系段祺瑞的代表曲同丰由上海到广州，下榻于孙中山的大本营。据《华字》的报导，曲氏之南来是与奉直和议与调和陈孙两问题有关。段一直认为「孙中山在广东关起大门来打仗，若问其宗旨若何，确无从答覆」。当时孙，奉，皖三角联盟，以对付直系曹吴，若果孙中山不入赣北伐，奉军不敢轻举入关，因此段祺瑞极力主张陈孙复和，以免粤军牵制北伐【83】。

　　一九二四年三，五月间，教育界人士也加入调和陈孙的活动。北方的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有南下调和的消息【84】。南方的岭南大学校长钟荣光，时在美国为岭南大学筹款，特致函蛰居于港澳的前粤军将领魏邦平，建议调和办法，向三方面进行：（一）由钟在美国发起「华侨和平会」，努力督促和平；（二）由钟联合国内的基督教徒，宣传调和陈孙的政见，以冀早日消弭干戈；（三）由魏邦平联络两方的粤籍军官，于适当的时候，通电发表意见【85】。

　　在调和陈孙的运动中，目前具有较详细记录的，要算是由黄居素【86】和吴稚晖（敬恒）所发起的活动。（一九二四年）四月下旬，吴稚晖认为摧?直系曹锟的时机已到，致黄居素（时在南京）一函，请黄为调人，劝陈出兵与孙一致北伐，函中说【87】：

　　日内苏浙形势很严重，段派在鲁豫皖皆有整备。奉到必全力西向。直鲁水势既大，黄河桥已将圮，曹贼倒楣，必在此时。然最好东江之争暂停，请大元帅出赣，诸方一起，重要人已在江表，则事大定矣。劝陈军最好亦攻闽……出赣之说，弟已致书汪精卫先生矣。东江划防，齐出闽赣，做得到如天之福。先生以此意商诸汪先生可乎？一切调人，先生全力为之可乎？

　　黄居素向汪精卫徵求意见，汪覆黄信说他正在尽力设法，如有一线可走之路，必尽力走去；并且说：『以下意见，可否代陈于某公（指炯明），祈酌之，今日欲谋复合，必需首将一切政客，名士，军人易染之习气如体面论，势利论，利用论等一一尽地扫除。以革命党人之面目，以至诚不顾成败利钝勇往做去，方能将此不堪局面翻转过来』。信末说：『中国非「革命」不可，「革命」非党不可，「革命党」惟「中国国民党」足以当之，此不可争之理论，亦不争之事实，然则志于救国者，尚有他途乎？』【88】。（汪精卫这几句话，正是日后炯明对国民党「排斥异己，视革命为版权所有」的批评。我们可以说，这种观念害了中国，直至今日。）

　　五月间，黄居素遂亲持吴稚晖的一篇长函，偕同前在漳州当《闽星》报编辑的陈秋霖到汕头谒见炯明，恳请重与孙中山合作。十三日，炯明亲拟覆吴一函，托黄带回上海，向吴代申一切【89】。这两篇吴，陈来往的函件，在下文再作补述。黄居素来到汕头，正是炯明召集「第一次汕头会议」的时候，「投北」或「和孙」，都不是炯明可以贯彻其联省自治主张的选择,在上文已有述及，会议的结果，在粤军方面，没有什么具体的行动。

　　黄居素回沪后，于六月二十五日，邀同汪精卫，廖仲恺两人代表孙中山来香港，「在坚道某宅」，与炯明的代表马育航，邓伯伟会商复合事宜。廖仲恺传达孙中山意，坚持炯明具悔过书为唯一条件，马育航电炯明请示，七月初旬，炯明覆电说「尚有难行之处」【90】。据莫纪彭的回忆，炯明认为「咎不在己，无过可悔」【91】。

　　到了九月初旬，吴稚晖一人亲自抵港，找到莫纪彭，同赴海丰谒见炯明。据莫纪彭的回忆，吴稚晖告诉莫说：『（在上海），一日，陈璧君（汪精卫之妻）突如其来，手上拈得一张头等船票，叫我（吴自称）立刻到香港，找着陈竞存，看看陈氏这时悔过程度如何』【92】。据《华字》的报导，吴稚晖调和的经过如下【93】：

　　吴等候六七日,始得莫某同往海丰见陈炯明，痛哭陈词，力求和孙，勿阻北伐。陈以北伐不北伐是一件事，讨孙是一件事。然以吴远道而来，亦只得与之磋商。谓如中山能即离粤以谢粤民，东江部队，亦可以不追击。吴大喜，即赶回广州，与邹鲁赴韶关报告。

　　孙文调和本无诚意，此时已知浙江有失败之势，北伐绝无希望，遂有坚持要陈写悔过书，受彼任命。吴以条件突变，难为调人，力与彼争。孙老羞成怒，反骂吴无用。「我天不怕，地不怕。我想那样就那样，即使食言，你又奈我何？」等语。

　　吴失意而出,当夕出港，即搭苏州船赴上海，汪精卫赶出港劝留，吴谓广东全为孙中山弄坏，事不可为矣。我不特不能留，还请你早日脱离漩涡，免得一齐下水。汪亦怅怅而返。

　　昨有自海丰返者，谓陈炯明最后又发一电与吴稚晖，谓须孙文先写一悔过书，然后有条件之可言，并可代全粤三千万人民出一口气云。

　　这就是为什么在一九三三年炯明逝世时，吴稚晖挽陈联中有「一身外竟能无长物，青史流传，足见英雄有价。十年前所索悔过书，黄泉送达，定邀师弟如初」之语【94】。

　　一九二四年十月初旬，西关屠城事件的前夕，段祺瑞派代表许世英南下，到韶关谒见孙中山。许又表示拟到海丰谒陈【95】。（究竟后来许有没有作海丰之行，目前没有看到记录）。这段消息，也引起了国际注意，伦敦《泰晤士报》报导段祺瑞的代表到粤，企图调和陈孙复和，孙中山已在东江缩短防线，调兵北伐【96】。（实际是调兵到广州，镇压商团。）

　　一九二五年初，孙中山在北方病危的消息传来后（曾一度误传死耗），滇军则秘密派遣代表到香港与粤军方面联络，愿以广东政权交还炯明，而以保存孙系各军的实力为条件【97】。这时候，孙科也加入调和运动，《华字》有一段报导，透露出当时孙系内部军人政客间的矛盾【98】：

　　孙科过港北上，与陈炯明派之某要人会见，有希望陈孙复和，无条件将广东地盘让与陈竞存一节，已见前报专访。据一般人推测，谓陈孙绝对无复和之理。但孙科提出意见，谓张段孙三派联合，地盘平分，广东则让与陈竞存。在孙科意见，以陈炯明时代，尚予市厅与太子派，今胡汉民得了省长，又欲以市长畀其弟，因此不值胡所为。

　　又闻滇军中有主张联陈者，其理由亦颇可研究：滇军自谓联军将领，昔日号称五虎将（杨希闵，谭延?，樊钟秀，许崇智，刘震寰五个总司令），今谭延?之湘军已打得七零八落，樊钟秀之豫军经全军解散，许崇智实力不多，联军只有杨希闵之滇军可代表一切。若陈军不来反攻，滇军亦不进击，陈炯明返粤，滇军亦居客位，广东政权（指省长一席）让与竞存，关于广东军务善后督办事宜，滇军当得参加，藉维持现状，以徐图返滇，此系孙文死耗到后之滇军最近消息，是否言由衷发，抑是别为宣传作用，与孙科之联陈主张同，孙科之作用，亦不外排去胡元老之一派耳。

　　可注意的，当时粤军所对持的「敌人」是孙军的「五虎将」。那时候，暗中正受着苏俄训练，苏俄装备的黄埔军校「学生军」，才成立不久，还没有引起一般人士的注意。

　　各方调和陈孙的运动，为什么没有成功呢？（一九二四年）六月二十七日《华字》记者曾作下面一段评语：

　　孙陈调和问题，惟今日社会上一种重要的观感……以孙陈多年来的明枪暗斗，和而又战，战而又和，亦一走马灯式也。实则关于真正和好与否，以现象推测，距离尚远。夫孙氏之独裁观念，与陈氏之联治主张，目标既不同，亦如走马灯之人形，走来走去，面背相向，两不接近……

　　换言之，陈孙两人政见，有一百八十度的分歧，如走马灯上的人形，永远无接近的可能了。梁冰弦也曾感叹的说：『识者都认定孙陈和则两利，分则两伤，后此偏偏大分特分，这也许是中国的运气使然！』【99】。

吴稚晖的一封信

　　一九二四年四月二十九日，吴稚晖（敬恒）在上海写给陈炯明，由黄居素携带到汕头的一封「万言」长信，一直未公开发表。到了一九七零年代，才披露于一位留美学者所著《陈炯明传》的附录里【100】。这封信的主旨在劝炯明与孙中山复和，不可重蹈太平天国领袖的覆辙，被此不相容忍，以致同归于尽。这封信透露出些当年一部份国民党人对国家政治，中国政治人物的观念和看法。一九二四年一月，孙中山改组国民党，容纳共产党员入党后，党内即明显的分裂为左右两派。吴稚晖可以算是属于「旧国民党员」，「右」派中的较「温和」分子。

　　为什么相信「联省自治早晚终要实行于中国」的吴稚晖，可以不惜仿效列宁，「装扮」孙中山为首领，以武力来「澄清中原」呢？为什么「十几年前在巴黎已反对共产主义」，而今却愿意盲目的追随这个首领，走上「联俄容共」的路线呢？「为了目的，不择手段」，所谓「二十世纪」的「时代性」，细读吴稚晖这一封信，可以得到些启示。全信有「前言」和「结语」，信中分十点叙述所见，兹在下面节录重要的几段：

　　前言

　　我相信我自己，若忘不了国家，便忘不了先生（指炯明）。前日某某（原件未写明）邂逅于上海，相与悲喜交集。上念到千古，下念到百世。两人意思都以为粤局有调和的必要，国事自有当务的宜急……

　　现在黄居素先生又从南京来，他也想免去历史上的大破裂，及中华民国生存上的大打劫。他的高见如何？他与精卫先生如何谈论？他自详告左右……然而居素先生必要我附加几句……所以我就拉杂的说在左（下）边：

　　（一）谁是能担任救国的人物？志愿,能力与时代性的问题。

　　今日的中华民国，除了推倒一个极朽烂的满清皇帝外，曾做过什么积极的好事？外交上的危险，有异于瓜分时代的清国么？……谁是能担任免去终究要亡国灭种的人物呢？

　　托有遗传性的「官僚」么？（所谓北方各派军阀及一切只有禄位思想的新人物都包括在内）。

　　托醉梦的「政客」么？

　　托痴愚的「学者」么？（西方文明破产，东方文明最优的新学家及国故家，意志薄弱专讲恋爱的新诗人皆是）。

　　托偷懒的「国民」么？

　　我们明知皆不能，所以承乏其间，只好托我们「同一腐败」的党人了。既然他们同一腐败，为何还托他们呢？第一罾就是不托党人，真正只好托「番鬼佬」哩！第二罾什么一派人，尽管九成是要不得的，然而终有若干成要得的在内，惟「志愿」，「能力」，「时代性」三样东西极有了问题，就中尤紧要的是「时代性」……

　　（二）军阀,官僚,政客,学者,国民

　　我们不能太偏激，污蔑了对方。假如「军阀」「官僚」里，也未尝没有比较要得的在内。吴佩孚便可以承认他是一个，较之曹锟，齐燮元，王承斌，箫耀南等?冗无耻，仗达运而得意的，自是不同。又较冯玉祥，赵恒惕之徒，靠趋承依附而生活的，亦自不同。但吴的能力，惟勤快有为而已，没有容众的大量，却有自负的恶德，皆在「能力」上大生问题。至于他的「志愿」，便跟了他的「能力」一同赋就。

　　他是一个十六世纪的人物！（这是《新闻报》的访员断他的）。较之袁世凯，段祺瑞，徐树铮等为十八世纪的人物，更退后了一罾，他还够不上用经世文编做治国平天下的方子。除了他在今日，能巧做渔翁，忍鸷的弄兵外，果然统一了中国，恐怕他就一些也没有办法了。上得上二十世纪「世界一国」的轨道么？这是先生一笑而首肯的呀！

　　「政客」中本来大都是要得的，好像如梁启超，孙洪伊，李根源之类。他们的「时代性」都够十九世纪，少数并跑到二十世纪。但他们得了好人，做起事来，亦是妙才。同着恶人，也就同化，只会捣乱。因为他们「志愿」是有过的，他们的「能力」，都不能暗呜叱吒，只能奔走疏附，没有了有势力的人，给他们依赖，他们便彷徨无措，不能自，一军，归根是他们做不了大团体的首领。

　　「学者」之内，含十九，二十世纪「时代性」的，有「志愿」要救国，并望能建适合潮流的国家的，自然极多。但非惟无「能力」，而且年来大半变成痴愚，并想在无办法中，不劳而获……

　　「国民」则可怜极矣！受「学者」的暗示，欲以简单的「不合作」感动「军阀」，自身实亦日趋于腐败……论「国民」的「能力」，素等于零。言其「志愿」，因他们不负责任，那就望之太奢，言之太卑，皆不能做为标准，而他们的「时代性」，又皆在十八世纪，十六世纪以上。

　　故「政客」「学者」「国民」三者，照例不足望其直接救国。根本便是彼中决生不出伟大的首领。一有首领，其人即变成「军阀」，「官僚」，或为「党人」去了……

　　（三）党人的时代性

　　我不是说「党人」尽有「志愿」与「能力」，更不是说「党人」的腐败程度，一定低于「非党人」，但他们的「时代性」，至少在十九世纪，多数更在二十世纪。其间却又产得出领袖人物，所以他们尚充「党人」。尚领袖人物一消灭，他们也就披着自己优劣贤否的性质，散而为「军阀」，「官僚」，「政客」，「学者」，「国民」去了。没有了「党人」，国事便停滞不进，今日西方，尚有西班牙之类。则东方则无此幸运，必为印度，安南无疑……于是再就「党人」与「军阀」，「官僚」的「志愿」，「能力」，「时代性」，一一比较，欲求有「银样蜡枪头」的真救国者，非「党人」而谁？（可痛可痛！然若「党人」皆有自知之明，少学「军阀」，「官僚」，少受一点虚荣，少殖下点焚身之货，多受些千秋之名，此耻未尝不可雪。）

　　（四）孙中山,陈炯明,汪精卫

　　再将「党人」首领，比较「军阀」「官僚」的魁目：曹锟，吴佩孚，比得上孙文，陈炯明么？「军阀」中有汪精卫其人半个么？

　　我在「党人」首领人物中，只举孙，陈，汪三人，并且对孙先生老实不客气，把你排在第二名，若各方面的人举起指笑，骂我盲目，说我「子诚齐人，止知管仲晏子」，我都不管。

　　我这种排法，本是只据「群众心理」，又按严格的「时间」，用无意识的「直觉」说出来的。倘有人问我中国古往今来，那三个人是最著名的，便万口一声说是：「孔夫子」，「关老爷」，「观音菩萨」，不公是确实的，不错亦是一定的。所以被我恭维的，也不必得意；被我漏举的，也无用冒火……

　　而且我敢放肆的瞎说，孙文若不与陈炯明汪精卫合作，一定成了一个「草头革命党魁」；陈炯明若不与孙文汪精卫合作，一定落做「土头军阀」；汪精卫若不与孙文陈炯明合作，只是一个「白面书生」。但这是严格的只说「现在」而已，若过了「现在」，经许多的变动，三个人简直都成了不中用的废物，亦未可定。

　　三个人或以相得益彰之故，名次就次第首居，亦必有之事。总之叫做：「合之则双美，离之则两伤」。但这里说的「美」与「伤」，皆指于国事可得美满，于国事可受损伤……

　　（五）装扮式的首领

　　但「首领」有「强奸式」成功的，有「拥戴式」生出的，有「装扮式」推定的。古代的皇帝大都为「强奸式」。好人的首领，大都为「拥戴式」。今之「党人」的首领，未尝不可含有两种的成份。然必有了人分「装扮式」的意味，才能安慰二十世纪的「党人」。因为二十世纪的「党人」，要拿「强奸」「拥戴」来论他，万万论不来的。惟有因组织上的必要，使进行可以便利，于是装个头来装个脚，是顺理成章，倒被「强奸」「拥戴」更巩固。我个人指孙，陈，汪各位先生做领袖，乃是请他们「装扮」起来，替我们百姓来救国……

　　（六）列宁的启示

　　即此次国民党的改组，不取虚伪选举形式，竟「装扮」中山先生做第一次首领，是应时势的要求，应该如是「装扮」，即便如是「装扮」。

　　前乎此，民二的打指模，我与先生皆不赞同也。民十之总统，我们两人又不甚表同意，何也？当时「装扮」之理，未经列宁出头扮演，自无今日之明了。（先生勿误会，我还是一个口头「无政府党」，实际一爱国党旗下一个提草鞋者，我不信真正共产能行于目前的中国也。）……

　　（七）不可蹈太平天国的覆辙

　　倘孙文有力量，杀了陈炯明，汪精卫，或者陈，汪杀了孙文，难道胜利的一方面，不能进行得更顺利？那我能坚决担保，可有更顺利的一说。但一则顺利还必定是一个变相的孙，陈，汪的方式。二则这种损失，生者死者皆回头细想，可以莫明其妙。三则老实不客气竟同归于尽。

　　总而言之，统而言之，大家二十年前慨慕什么「意大利复国」，「日本维新」，什么「三杰」「四杰」，都付之九霄云外。后世村塾冬烘亦笑曰：这是历史难逃之例，任取一朝的「纲鉴易知录」出来一看，患难兄弟到大家有了地位便相煎了，亡国灭种也忘了，只有少数可歌可泣的人物，站在例外而已。

　　近来「文明书局」出版了一部「太平天国野史」中叙洪秀全，杨秀清，韦昌辉等的隙末，各为姣童，治女，名称，词色，作互不了解的冲突，竟就饮刃仰药，倏为两尽。九世之仇，固已达五十年而后得复，而改革后时，至今实瞠乎远居日本的背后，且恐永赶不上了。皆由他们几位老人家当日各自争得腹大如牛，容不了兄弟们，影响竟至于此……

　　孙也，陈也，汪也，皆历史将谨书之者也。倘迷途不远，毅然为国而释疑，只有谁亦钦他们的「急公」，谁亦没有笑他们的「自屈」呀……

　　（八）孙文,陈炯明,吴佩孚

　　刚刚的「现在」，为国人所注目者三人，曰孙文，曰陈炯明，曰吴佩孚。我亦可将三人一论，出起榜来，孙文第一，陈炯明第二，吴佩孚既来投考，姑且列他的名第三。

　　他们三人共同的好处何在呢？一则曰「勤」，二则曰「比较的还不曾滥殖巨产」，皆胜于目前各处大小头目……那末，名次之分，分在何处呢？懂得二十世纪建国的方法，要想把中国成功世界的一国，这只有孙陈共同的够得上。

　　吴佩孚只知道国权是要归「北洋正统」拿的，老百姓只需要分的「食毛践土」。「番鬼佬」来我替你们闭了关驱他出去哟！什么适应二十世纪的建国不建国，惟有中国是用不着的。所以除了他也「勤快」，他也尚未「渎货」外，简直那里配和孙，陈考试呢？

　　所以我只来论「今日」的孙陈，（「今日」二字与上面说过许多「现在」，决当特别着眼。）孙文从不记人之恶，几为古今中外所少，或者亦就是他的痴愚。然而西谚有云：「能作首领者，必是一“FOOL”」，此其所以考第一也。

　　陈先生自亦有大度容人，然比较常人自痴愚，比较孙先生自略聪明。至于孙先生能说海阔天空的大话，却识别人卑无高论的好坏，不大自用。他有「勤快」，「寡怨」，「服善」的三长。就此三长，把他「装扮」成一个首领，比檀香雕成的木首领自胜。（首领不要太能干，用木头雕个也好，是我个人的偏见。）

　　「知难行易」乃彼所自述，宜其经纬万端，言出必行，非所特长，自逊先生一筹。故「入艰难，进复杂」，我们请孙文先生帮助最好；「戡乱世，开太平」，责诸先生，也就要劳烦则个。易曰：「包荒用冯河」，言渡险必容得什乱也。

　　先生包荒之量，自不可为不大。然乱世所需之包荒，是愈普而愈美，取一最能包荒之孙先生，「装扮」在首领地位，我们在后面猛进，不是更好么？

　　我要加一注，似我们「旧党人」暂不愿与中山先生合作者，亦已颇有其人，是也！闭目思之，皆带十八十九世纪的气味为多。到底堪为中国之乳虎者，无一离去，且随时添入。此等分子，今人骂之为「乳臭分子」，犹之昔日先生辈被人诟为「暴徒」。

　　同一「新秀才」，终不如「老乡绅」也。然一转瞬间，世界终已不是「老乡绅」的世界，世界经已不是「学士」的世界，是「暴徒」的世界，是「乳臭分子」的世界，非人情盲目的新也，实有「自腐」及「代用」的至理，存乎其中……

　　（九）联省自治早晚终要实行于中国

　　当两广之全平，先生提议休养生息，励行新政，稍得国民之信用，然后「澄清中原」。弟敢不言至今赞美？我于民六，即欲建此议于唐?赓（继尧），复于民八即望先生以漳州为模范「小中国」。故自两广自治不成，想先生至今痛心。弟在去年十月以前，尚隐惜中山先生之失计。

　　但在此数月中，弟渊渊以思，似悟在一个大环境中，欲望一小团体独治，在事实上甚为难能，在这交通之势为尤难。俄罗斯背负冰海，尽可「闭关」，尚不能不取销共产，变为新经济。广东虽僻在南服，然门户四达，与云南则大异其趣。山西与党人绝缘，先生则与半中国的党人，各有因缘，又不能比。

　　然山西「闭关」绝缘之新政果如何呢？我在去年秋间细细调查，方才晓得全是假装。他本也早为中外所窃笑，阎锡山其实非十分有意欺诳，皆因牵天系地，还是大环境迫之使然。各以救国起义，有如许「党人」皆想「活动」，不辟广东以外的世界，如何够「活动」的余地？所以至少得一长江相拒之局面，倡暂休之议，广和之者众。于是做广东为模范省，亦可从容而供先生的试验。

　　还有一议，数年以来，南北空气，稍有一师一旅，便想《一地盘，脱朋友而独立，先生的计划，适当其冲。「广东者惠州人的广东！」何能止其腾谤？「知我者谓我心忧，不知我者谓我何求」，绝朋友之缘，图起国人信仰，虽沥血岂能尽明。更有不可见谅于人者，先生标「联省自治」之帜（「联省自治」，早晚终要实行于中国。）然以彼此能联，方得言省，省能自治，方能说联。先生欲广东的真自治，不得不与割据之四邻，暂且休兵，无意之中，离奇见矣！联福建，江西，湖南「割据」之省，并予啊自治之名，使同志有意「澄清中原」者，且不得涉足于所「联」，先生至今思之，必曰：「予诚何心哉，我非……矣！」非则同志皆知其非，至今虽相仇恨，犹良心中，共为先生证明其非也。但是窒碍难行之情，可平其心以知当日之处境。故若当时「自治」与「前进」，先生受加倍之困苦，相伴而行，则尤尽善尽美，成事不说，既往不咎，我等「过而后知」之错误，岂只经过此一端？……

　　终之，我之言此，只劝先生不必痛心，且在此时「割据」空气尤浓之日，即以后倘无大规摸的解决，即侥幸而得一隅之「自治」，舆论亦且以「割据」之幸运儿目之，能了解其为建设新中国之起点者，实属少数，少数即少数矣，未成熟之先，本亦无所用其见谅于人人。..

　　先生个人亦何足惜，中国将何赖哉？故惩前瑟后先生直将取销「模范起信」之计，庶二十世纪的陈炯明，可以亲除十六世纪之吴佩孚，建中国于世界。

　　（十）舆论与澄清中原

　　舆论者慈母，大端不谬，然挟有势利，姑息，懒惰之成份……。

　　拿破仑承法国大乱之后，遂成天神；袁世凯在民二尾，亦充过救主。箪食壶浆以迎，百姓实在没有厌兵……

　　先生追维入漳，回粤，进桂，「舆论」的见直，总比袁世凯的平赣，吴佩孚倒皖，还要称善。百姓未尝厌兵，特厌无目的之乱。所以先生但不忍于粤民之陷于水火，是也；而要「澄清中原」，「舆论」所不容，则大误。「舆论」者颇望吴佩孚能统一全国，虽知中国不见得改良，然而安顿饭可吃，安顿觉可睡。故诅咒吴佩孚之弄兵；其词虽若憾事，其实乃深喜之。不敢明白请教，深恐其无力而已。

　　回想民二八月之讨袁世凯，「舆论」之昏悍为何如？「舆论」者，日望我们「党人」能「澄清中原」，又信中国比较改良，不只有安顿饭可吃，安顿觉可睡，然而他们还是淡不相信的，竟笑我们自相残杀，「割据」自足，决然无力而已。

　　回想宣三八月的共建白旗，「舆论」之健全为何如？故今广惠相持之局，谁是谁非，姑且可以别论。先生疑「舆论」不喜用兵，「澄清中原」，必待稍有示信之后，则弟期期不敢附和。我们若果然非争地盘，有志「澄清中原」，「潜兵伏矣，亦孔之昭」，诚于中即形于外，前年策马梧州，通国欢声雷动之景象，必今犹昔也！

　　弟之所以言此者，「澄清中原」之意，中山先生是否欺诳我辈，彼实未有反证予我。先生如其赞同，先生在前，而彼空言，则绝交未迟。若先生始终以「澄清中原」之名词为可笑，或今日必非其时，则两人貌合神离，所谓调和，终属滑稽。（「澄清中原」者，非痛饮黄龙之谓，最少限度，徇偷惰国民之意，或开南北对等会议。亦必局面可使中国有立可发展余地，决不是指我们亦有饭碗，如徐岑之和议也。）

　　结语

　　所陈十点，拉杂无序。冒犯之处亦极多，素承私爱，想可曲谅。根本观念，既已相同，一切少少牺牲，自然双方不较。即个人平昔憾恨，尽可不必调和，俟国事大定，永不交谈可也，拔刀决斗亦可，故皆略而不陈。珍重千万，敬请道安。弟吴敬恒谨上。一九二四年四月二十九日。

覆吴稚晖函

　　炯明于（一九二四年）五月十三日在汕头给吴稚晖的覆信，由黄居素带去上海。五个月后，十月二十五日的香港《华字》日报发表了这封信。在这信里，炯明备述委曲，申明并非反对孙中山为首领，亦非反对适合时宜的北伐，但须有步骤的以武力来搜除私人武力主义，应以党领导老百姓组织团体，行使人民的主权，始有「真共和」之可言。他希望孙中山及其谋者能够觉悟，「及今图之，尚未为晚」。这封信是炯明于一九二三年一月下野之后，一年多以来，第一次发表其对当日「大小军阀割据」局面的意见。它透露出他为什么反对「武力统一」中国的理由。因为他恐怕人民的「主权」，一旦集中于少数人的手里，「少数者久假不归，虽百年以往，无真正共和之可言」。（换句话说，他怕「诸葛亮」拿了人民的「权」，一百年后，也不肯还给「阿斗」呀！）兹在下面把全文录下【101】：

　　稚晖先生：久未奉教，至深景仰，居素兄来，得奉教言，回环庄诵，感愧交并！前莫京（黄强）函转尊示，经嘱代达梗概，但求办法对于双方事实均行得通，自无不惟命是听。

　　粤局决裂，极所痛心。引咎自责，只问己之不是，不必论人之亦非。惟桂林回师，论者谓中山先生责我苟安佗城，不图北伐，实大可笑。即谓狃于「模范起信」，不急于向中原，亦非当时事实。不过我之用兵，过于踏实，不能如孙先生之枪法,旋空大演而已。

　　惟有一事，至今为我所不解者，南宁劳军之日，即欲演烹狗之剧，事后闻之，毛发俱悚！我诚无状，然至今想不出获罪至此？解职以后，避居惠州，远征部曲，被绝于外，间道驰归，祸心立作，几费劝诫，始归平静。高野（指孙中山）左右，既乏玄德（刘备）取蜀之能，又寡宋艺（宋太祖）释兵之量，不求安顿，专谋剪除；忽而韶关回驾，勒令限日离省；忽而海珠会议，密谋海陆军之夹击。温（树德），魏（邦平）告密，某氏日辇巨金，运动各部杀其长官某氏，最后计划，一并齐发，相迫而来，以武器在手之军人，欲其天皇圣明，永为鱼肉，不为刀俎，其可得乎？

　　酿变以后，又以谋主相归，又捧出纲常名教，肇锡予以嘉名，一若射马擒王，非归罪于我不可者。我本造反出身，再造一回反，亦不算事，归斯受之而已。此种痛心不祥之债，殆与有生俱来，不可避免。

　　惟纠缠至今，孙陈亦何足惜，所痛恨者，糜烂广东而已，阻遏民党为国努力而已。今先生发大慈悲心，作垂涕泣之言，我即无似，宁无悔心！先生所期许者，炯非其选，实伤知人之明。其所教示者，当一一铭之肺腑，资以补过。兹择先生手示之要点，先行简单裁答，其详细之伸论，则托居素兄来申面罄：

　　（一）中山首领问题：

　　前者之分裂，今后之复合，均非首领问题从中作祟。孙先生之配为首领，无论瞠乎其后之陈炯明不敢争长，即起黄兴当代而问之，信亦无此妄心。况群众之首领，其要素须能说海阔天空之大话（法人黎明似曾说此）。我则尚染昔儒之毒，局躅于先行其言之训，实不合首领之本领。故孙先生之为首领，绝无问题。

　　惟可惜者，从前闹到黄克强（兴）之分裂，陈炯明之见忌，都为盲从式之结合，其党徒变本加厉，加以师徒式之崇奉，实所不解。（原注：一般老同志对朋友说话，亦称孙先生为先生，一若孔子门徒，以夫子为其师之专名者，无怪讨陈文中，舍不了师事父事等语。）

　　今闻盲从一罾，稍有修改，足见孙先生晚年进德，可喜可贺。然麻烦问题，仍在我的毛病，虽可跟人走路，但不能闭起眼睛而瞑索以行。若灼知所行之非路，必明以相告。告而不听，让其试验，不加反对可也。勉从其强拉，同入迷途，每每不肯迁就。以此之故，适与孙先生自信为识途，强拉人瞑行而又？容人献替者，恰恰相反。故我非以学养去此啊病，欲跟孙先生而行，恐反多事也。

　　（二）「澄清中原」问题：

　　吾人半生奋斗，所为何事？以此名词为可笑，或以为今日为必非其时者，我虽懦夫，决不落此，实告者之过。然开创国家，无一定之工程，必就环境上详加体察，如目前之「乱」如何戡定？将来之「治」如何产生？得其条理循序以进，时时皆其时也。不得其条理，盲进突击，时时亦非其时也。譬如现在国中摧残共和，扰害百姓者，实一私人的武力主义横行。申言之，则大军阀扰乱于中枢，小军阀扰乱于各省，而官僚，政客，民党依附其中，口福利而行盗跖，日在老百姓头上肆其践踏，合之而为民国四凶。

　　今欲扫平此乱，确非空口赤拳所能从事。不得已而以毒攻毒，暂用小军阀之集合，以摧倒大军阀之酿乱，能一次摧陷而廓清之，根本解决也。不能而先打破大军阀，创建联省制，钳制大军阀之不能再生，安插小军阀之鬼有所归，以此收束，暂作统一，名曰：「假联治」，此亦不得已而思其次之办法也。惟「假联治」之下而得一和平机会，自可从事裁兵，清理内外债，一面以党之进行，带领老百姓组织团体，储养自治自卫之能力，再起而与小军阀算账，收回民治之权，使小军阀不能不归于国防地位，「真联治」乃可实现，「真共和」始告成功。

　　此其为道虽迂，然共和建国，主权在民，民之能力，直接间接不能为组织国家之份子，则主权不能行使，由少数黠者久假不归，虽百年以往，无真正共和之可言。故民国真正共和，最快须十年以后，始可会面。虽以孙先生之明日能作大总统，五年以内，亦不能真正成功，此可断言也。

　　依上见解，故我之规划，就事做事。第一期则为武装革命，以毒攻毒；第二期则为文装革命，放下屠刀，从事宣传。老百姓不出，如民治何？假手武力，愈革愈糟，前车可鉴，故不取武力。此两期，一为戡乱，一为制治，后者当期之和平恢复以后。前者以现势论之，本来具有与敌对抗之局势及其能力，（原注：即反直派大联合，最小限度亦以西南奉浙为主干）。惜孙先生不取，必以广州局面当之，不独徒劳无成，行且同归于尽。孙先生及其谋者如果觉悟，及今图之，尚未为晚。过此以往，闽南大定，袁（祖铭）军入黔，则事益棘手。

　　我年来悲广东之相屠，国事之日去，无力回天，仰天而泣，惟有沈机待变，再谋赤手以搏龙蛇，以雪此耻，如斯而已。言不尽意，悉托居素兄代申，手此，即请道安。陈炯明再拜启。一九二四年五月十三日。

第四　节联治运动的重振

「各界救粤联合会」

　　一九二四年西关屠城事件发生以后，广东各界人民在香港策动组织「各界救粤联合会」。因为香港英国政府不许华人在香港设立有关中国内政的团体，故暂设立总办事处于香港九龙边界外，宝安县属的深圳墟（时深圳，石龙都在粤军势力范围之内）。该会的组织章程，重要的有几条如下【102】：

　　（一）宗旨--以联合各界运动救粤，达到下列目的为宗旨：

　　（1）宪法统一,遵照（北京）国会所制定之新宪法，实行统一；

　　（2）军民分住,广州市由商团警察维持治安，不驻军队，其他市镇及各县商民团警察,能力足以自卫者亦同；

　　（3）财政统一,各地方不得截留租捐税项；

　　（4）财政公开,实行预算制度外，由各界团体选派代表，组织财政监督委员会，监督一切收支；

　　（5）军饷划定,军饷宜有定额，不得逾支；

　　（6）人民自卫,培植商民团，以谋人民之自卫；

　　（7）禁烟禁赌。

　　（二）会员--凡赞成本会宗旨，愿为本会服务，而有会员二人介绍，及本会干事部会议认可者，俱得为会员。本会会员分为两项：（1）个人会员；（2）团体会员。

　　（三）组织--本会干事七人，执行本会事务。

　　（四）会议--凡本会应办之重要事项，须得会员大会议决，交干事部执行。

　　「救粤会」成立后，即分两方面进行：一方面派代表北上，联络旅京，沪的广东同乡，一致讨孙，并向北京政府（段祺瑞）控告孙中山杀人放火等罪状；一方面派代表到海丰，促使炯明出山，率领粤军驱逐孙政府。根据一北上代表的报告，上海粤人和段祺瑞的态度如下【103】：

　　余（代表自称）抵上海，观察各界，觉其愤孙心理，极为普遍，商界尤甚。广肇公所为粤侨新人物之团体，商业联合会为粤侨旧人物之团体。两团体均赞成倒孙，不日将联合各团体发表请孙放弃政权之通电。

　　及余抵京，即缮一公呈上执政府，陈诉粤民痛苦，及驱孙救粤之办法。又缮一诉状，上总检查厅控告孙文杀人放火种种违法罪恶，尚未批覆。余等遂约日与段（祺瑞）执政会晤。届时由段特派其心腹姚震接见，表示段执政之态度。略云：段执政重秉国钧，其预定策略，除曹（锟）吴（佩孚）以外，凡各省各派有势力分子，一律调剂和协之，……孙文为一党之领袖，段执政不能不兼收并蓄，曲予周旋。粤事糜烂，段执政非无所闻，但不能因一隅而累大局，便屏孙文于不议不论之地。然而因孙文一人之故，而误全省三千万人，又非段执政所忍出。故段执政决计对粤局解决问题，暂付诸鞭长莫及之列……

　　故段执政之希望，最好在「善后会议」未开之前，粤人能自起而解决粤局，若其采用何种方法，中央自不遑过问。粤人若不能自行解决，则将提交「善后会议」解决之。「善后会议」不能解决，则将提交「国民会议」决之。此等会议，粤省人民当有派遣代表列席之权利。

　　段祺瑞的代表又表示「段执政一秉大公，无不唯粤省民意之是听。至外间疑虑孙中山将以粤省地盘为统一之交换条件，想孙中山未必出此卑污之分赃手段。万一而有，段执政亦未必抹煞民意，冒昧而承认之，此可无虑者也」。换言之，段祺瑞采「鞭长莫及」的政策，让粤人自决，促请陈炯明出山，驱逐孙政府，段不会过问。那么「救粤会」促陈出山的结果怎样呢？十月二十八日该会代表团到海丰进谒炯明，炯明告诉他们说【104】：

　　北有曹吴，南有孙文，皆为和平障碍，与余（炯明自称）联治主张，势无两立。故日前各方环来迫我和孙，均不为所动。且粤军若不反攻，则东江幅员狭小，给养数万大兵，岂能持久？故反攻实无徘徊余地，不过待饷而发耳。

　　至于宪法统一，余亦可相对赞成。（原注：按其时京变尚未分明）。盖民十（一九二一年）制宪之始，余曾约各省军人，不得干预议员制宪，将来制定之宪，无论为红色也可，为白色也可，但经两院通过，总统颁布，各省即须执行。其时吴佩孚极赞此说，至告余代表，谓他日曹锟若不行宪，我吴某跪于曹锟之前，请其杀却头颅以谢天下等语……

　　今查该宪法大体已容纳联治，其中虽有不甚妥善之处，总可修改。不过曹吴逐黎元洪而贪颁布宪法之功，既颁布又不实行，为可恶耳。

　　「救粤会」代表又携来该会致炯明函，面商有关函中所提出的六个治粤方针：（一）宪法统一；（二）军民分驻；（三）财政统一；（四）财政公开；（五）划定军饷；（六）办团自卫。这六个方针，根本上与炯明在民二，民十两次治粤时的施政方针，实在是完全吻合的。炯明当然绝对赞成，即亲笔写给「救粤会」一覆函,函说：

　　接诵来书，备聆一是。诸公热心弘愿，为粤荩踌，无任佩慰。所示各端，正为弟心所写藏。定粤之后，自当竭力图见施行。至筹款自当仗大力主持，迅速募集，俾资进行。即希与xx商同办理，是为至盼。

　　这样，「救粤会」得到炯明的承诺，段祺瑞的谅解，北方粤籍人士的声援，即进行联络邻省的军事领袖，如江西的方本仁，湖南的赵恒惕，福建闽的张贞，杨树庄，广西的李宗仁，黄绍雄等，并积极进行筹款工作，期在「军事」，「财政」，「智识」三方面集中力量，以推动「大规模之平民革命运动」【105】。

　　十二月二十七日，「救粤会」在深圳召集「救粤大会」，发动推售「救粤公债」。二十九日《华字》报告开会情形如下：

　　查事前该会具柬帖二千份分寄各埠，及东莞石龙学，商，工，医，报各界，邀其赴会。是日届午，外地及本地来宾联翩莅止。深圳本为宝安一小墟场，商店不过三百家，而是日竟有人山人海之势，加以该地官民庆祝陈炯明就总司令职，凡属机关商店，家家升旗燃炮……情形极热闹。该会场设于公平学社，地甚广阔，其门外高悬擘窠大字一幅，颜曰「救粤大会」……其堂内悬五色国旗一枝……是亦平民叙会之色彩也。

　　而是日来宾云集……一时开会，公推陈芝裴主席，宣布开会理由，次请来宾蔡霭廷（商会长），王寸丹，黄炳初，王竹梧（商董），马雄韬，黄宗宪（东莞县长），黄华，骆谦隧，罗英，徐少宾，赵笃旺诸君，相继演说。大意谓孙氏祸粤两年，全省人民，无一不直接间接受其荼毒，故提倡驱孙救粤，即是自己救自己。惟今日陈炯明已就粤军总司令职，提挈全省救粤之师，出靖粤难，现在粤人救粤人之法，只有军界则出身打仗，商界则出财助饷，智识界则出脑汁，劳动界则出筋力，一致望着救粤目的，实力进行，勿徒托虚言，即为最简单直捷之方法云云。

　　「救粤会」已在香港印就「救粤公债」债票，所规定发行条例，要点如下：（一）总额二百万元；（二）债票分为五百元，一百元，五十元，十元四种；（三）本公债之募收及偿还，均以所募地通用货币为准；（四）本公债照额面实收，加一五偿还；（五）本公债以广东盐余，及其他收入为担保。入广州后，第二个月起计，六个月内，由清理公债委员会，分期抽签偿还；（六）清理公债委员会，自粤军入广州时，由政府派员会同各界代表组织之。

　　「救粤大会」后，即在深圳石龙举行大巡游，由石龙某公司，报效汽车四辆，车上遍插种种旗帜，有「集合兵财智三大势力」，「推倒恶政府」，「建设新广东」，「扑灭共产暴徒」，「齐心合力救粤」，「广东三千万人生死关头」等字样。并有人由深圳以达石龙，沿途散派「孙文罪状」，「焚城影片」，「传单」等，途人争相拾取。《华字》记者觅得两种传单如下【106】：

　　传单（一）：『乱粤祸首，焚城罪魁，提起老孙，心骨为摧。老孙不倒，百业衰颓。老孙不倒，万民受灾。老孙不?，共产开台。老孙不倒，全粤飞灰。呜鼓倒孙，如霆如雷。三千万人，集为一堆。军人出枪，商民出钱，智士出计，力士出锤。倒孙过年，痛饮百杯。』

　　传单（二）：『同胞诸君，孙政府有烧你之屋舍乎？有劫你之财产乎？有奸淫你之诸姑姊妹乎？有屠杀你之亲戚朋友乎？有摧残你之商业工艺乎？如曰有之，请速起讨贼，孙政府之末日至矣！陈炯明今日就救粤军总司令职矣。东江粤军限两星期攻入广州矣。我三千万同胞诸君，尚不乘此机会，各尽能力，更待何时？凡在孙政府范围下之同胞诸君，从今日起，勿纳税捐，勿奉伪令，有官辞官，有职辞职，以促孙氏之亡，以迎义师之至，急急如律令。』

　　由上面的传单，可以体会到当日广东人民对孙中山的痛恨，与对炯明反攻广州，逐出孙政府的期望，其情绪是何等的激烈。

第二次汕头会议

　　一九二四年五月第一次汕头会议以后，粤军没有什么具体的行动，因为那时候正是「北有曹吴，南有孙文，皆为和平障碍」之时，「联曹吴」或「和孙」都不是炯明能贯彻其联治主张的选择，虽然当时粤军中的主要将领如林虎与洪兆麟等都是倾向于「联曹吴」「逐孙」的主张。（据陈演生的回忆，炯明以吴稚晖恳请「和孙」的长函给林虎看，「林未表示同意」【107】）。

　　五个月后的十月里，南方的西关屠城事件与北方的北京政变，相继爆发，沈寂的粤局遂随着这两个事件急激的转变了。十月二十三日，冯玉祥，胡景翼两军潜回北京，发动政变。二十四日，曹锟被迫下令停战（直系与奉皖之战），并免吴佩孚本兼各职。三十一日，曹锟所任命之国务总理颜惠庆辞职，黄郛暂任代理国务总里。十一月二十四日，黄郛解职，段祺瑞出任临时执政职，组织临时政府，公布期于一个月内召集各省区代表开「善后会议」，由「善后会议」产出「国民代表大会」，解决一切根本问题。这些时，段祺瑞也是公开主张联治和平统一中国的人，故炯明曾通电公开对他表示同情，现在炯明看到可与段合作的机会来了【108】。

　　上述两个事件促陈决意出山，但又预料不到的令他处于两难之地。当时孙中山是「联段」「抗曹吴」，正应段，冯的邀请北上，参加以和平统一为目的的「善后会议」。所以从炯明的看法，如果暂时放弃救粤逐孙，则会失掉了粤人的支持；相反的，如果即实行粤人的请求，马上以武力逐孙，则对段氏的和平统一计划有所阻害【109】。广东人吴杰，也是炯明在前清广东法政学堂的老同学，写了一封公开信，对当时情形，有极简明的评述，也反向出当时粤人对「逐孙」与「联段」两个问题的敏感【110】：

　　竞存同学，暨隐青（林虎），湘臣（洪兆麟），若卿（叶举）诸公鉴：读竞公删日通电，对于粤局处置稍见一斑。惟细玩词句，下走愚蒙，深以难解为憾。该电谓先从应办之事切实做去，又谓联结西南及各同志，应付北方，促成联治统一。所谓目前应办之事，究为何者？所谓联结西南各同志，是否与孙党复行携手？

　　查某处之接济，甚具热诚，特以公等态度未明，故不能源源给付……公等左右，当能以此情形见告，为切身利害计，亦当破此疑惑，使公等果有讨孙之通电，昭示国人。一则可阻孙贼联北之野心，二则可振各路讨贼之勇慨。粤民好义甲于天下……何饷糈支绌之足虑……

　　竞公固以联段联治为主张者也，势同则相合，位高则言重。公等困处一隅之地，统饥疲之众，乃欲仰首伸眉，高谈国事，其将谁信？故为公等贯彻主张计，先平粤难，实为当务之急也。。（十一月十九日）

　　其实炯明在西关屠城事件发生后的十月下旬，已立下决心「逐孙」，亲手提笔写给「各界救粤联合会」代表团一个承诺，在上文已有述及。至于「联段」问题，他派代表刘君亮北上与段联络【111】。粤军僚属郭八铭致函王正廷（时王在黄郛摄阁内任外交总长，暂兼财政总长。郭为王之旧交。）郭函说炯明已应各方催促，将赴汕树起联治旗帜，拟就联治军联军总司令职。函末说【112】：

　　预料此书到时，孙军已树倒猢狲散矣。但孙氏个人既已入寇北京，其意盖谓杀一粤省为未足，欲谋杀尽全国也。尚望向段（祺瑞）张（作霖）冯（玉祥）胡（景翼）诸公，透切言之，勿使祸国为幸……（十月十七日）

　　郭八铭这封信显明的指出「联段」与「逐孙」并不自相矛盾，而且已是炯明的决策。但发表于《华字》之后，「拟就联治军联军总司令」一句，引起一时的误会。因为当时正值孙方大造孙陈调和的谣言，说陈将出兵攻赣闽。炯明于十一月十一日抵汕头，次日即发给林虎，洪兆麟，叶举三人一电辟谣，电中有「近日造谣之徒，妄谓我欲就粤闽赣总职，又谓下令湘臣（洪兆麟）攻闽，离奇怪诞，无所不有。须知昔年入漳，军政府发表长闽入桂，推总两粤，我均不干。今日粤局尚未恢复，何至闭门自尊。我生平未尝有此夸妄之历史」之语【113】。

　　当时各方代表云集于汕，江西方本仁，广东商团，湖南赵恒惕，福建周荫人，云南唐继尧，「各界救粤联合会」等都先后派代表到汕。炯明对各代表谈话，大意如下【114】：

　　外间纷传粤军打赣打闽，不打广东，实属揣测之辞。焉有不先救家内人，而救家外人之理。不过打广东三字，不是与打一两封电报，说几句声罪致讨空文这等容易。第一须先从两方实力比较一下。其次又须从长筹备，才不致落空，才不致失败。

　　现计孙文兵力与粤军兵力比较，实在是势均力敌。若粤军绝无规划，贸贸然向前一拚，万一失败，则反孙势力，将消灭无余。救粤二字，更成绝望。即不失败，而如年前东江相持之局，旅进旅退，亦徒糜烂地方。孙军更得藉口用兵，而荼毒粤民，岂非不能救之，反以害之。况现下孙军不肯来攻,而屯兵广州，并力死守，亦兵家所顾忌者。故此次粤军不用兵则已，一用兵则非有一战而下广州之把握，不能造次。

　　因此炯明想对孙军内部，先做些策反工作，以期一举成功，他继续说：

　　（我）日来正从事此等布置，分头进行。大抵一面摇动敌方之游离军队，以减少其战斗力；一面联络赞助我方之军队，以加厚我战斗力。其内容关系军秘，自不能宣泄，外间不明战略，亦无怪其怀疑也。

　　十一月二十四日，炯明开军事会议，重要决定如下：（一）决定下总动员令；（二）分任各路指挥：林虎任右路，洪兆麟任左路，叶举任中路；（三）筹拨各路开拔费，由马育航，周醒南担任。同时，即发出「先平粤难」的通电，电文中说【115】：

　　我军以削平粤难为职志，两年以来，将士备尝艰苦，人民竭尽膏脂，所为何事？粤而不救，何以对民？自西关被劫以后，省港绅商，迭赴海丰汕头，环请出师靖难，情词迫切，尤难缓于救援。乃近日造谣之徒，反谓炯明不主张进取广州，殊属摇惑军心。现在粤民已如倒悬，我军义难坐视。应即万众一心，合力救粤。即希各袍泽?日回防，迅速准备。一俟作战计划与各总指挥商定，即行提师而进，以定粤难，特此布臆。

　　十一月二十六日，汕头各界开救粤大会，《华字》报告说：『是日发出柬帖五百余份，而莅会者除来汕各代表二十余人外，本地团体有总商会，海员公会，同安公会，潮梅自治会，青年会，孔教会，律师公会，友联中学，商业学校，广州旅汕学校等，及学报商工绅各界，凡数百人。群学会原为汕头第一会场，是日几无容足，来者均称为向所未有之盛会』。会议后，有人提议「陈竞存近在咫尺，何不以今日全省各界民意，督责陈氏，负此（救粤）责任，?日兴师以脱粤民于水火」。于是全场大呼赞成，乃举出代表十余人，引领全体出场，举行请愿，鱼贯而至林家祠炯明的临时行营。《华字》继续报导说【116】：

　　陈氏闻报，亲出前庭延见。陈氏御蚧青绒袍，元青绒褂，偕副官二人向东立，各界排列如半圆形向西立，众推商会会长陈坚夫陈述来意毕，陈氏对众演说约半时之久……（其大意略谓）解决粤局办法，第一级为倒孙，第二级为善后。倒孙只须粤军出兵打仗，事甚单简，无须考虑。惟善后办法则头绪万端，比倒孙工夫，其难百倍。盖两年来政治风俗人心，均被孙氏搅到七支八离，不可收拾。势非三千万老百姓，大家合作，无可为力。军人方面尤须令其彻底觉悟，实心为人民保障，始有安宁日子。否则一孙去，一孙又来，殊非老百姓欢迎粤军本旨。现余正在通盘打算，着着布置，因我既将责任负起，则我自有我算盘，算盘打不清，自然不好干也。总之救粤责任，我陈炯明必用双肩担荷，诸君不必怀疑，不必着急，惟望从着实处彼此帮忙。因余性质重实行，不重多言。曩者由漳州带数十营人打回广东，一战而下潮汕，事前亦无虚张声势也。

　　十二月十六日，炯明通电正式就任粤军总司令职。一九二五年一月三日，叶举在汕头庆祝复职大会上演说，叙述粤军成立，援闽，回粤，援桂的经过，词末说【117】：

　　鄙意统一虽有时不需武力，而武力却不可不统一。以现在时势而论，自非先统一武力，不能达救粤目的。从前北方及我粤人士，均请总司令再出主持。惟总司令以联治可减少中央与地方之冲突，为祈求永久之和平，故不赞成曹吴之武力统一政策。现曹吴武力失败，「联省自治」当能实现。总司令为应时势之需求，不能不出。但总司令向以正谊及道德治军爱民，望各袍泽各界人士戮力同心，戡定粤局。则和平统一，庶可预期。今日之会，不特为总司令庆祝，实为中国，为广东，为诸公庆祝也。

　　粤军兴师逐孙，也就是给炯明再来一个贯彻其联治主张的机会。当时驻广州的日本东方通信社记者，亲往汕头访查情形，回来报告说：『粤军筹备反攻，极为忙碌。汕头军队纪律，似较广州略优，因练军用兵，对于款饷筹划，极为周详。予久居广州，目击各军队之衣衫褴褛，乍到汕头，一观陈军之衣履服装，颇为整洁……反攻广州，已有把握，?期可见动员矣……外间盛传陈炯明与林虎有意见，系属不确』【118】。

各省联治运动

　　一九二三，二四年间，「北有曹吴，南有孙文，皆为和平障碍」，也是联省自治运动的最低潮。一九二三年二月，孙中山贿买滇桂军，回粤重组大元帅府；十月，曹锟贿选大总统，于是武力统一中国，「南征」「北伐」的论调，又再喧嚣全国，酿成孙段张三角联盟与曹吴相对抗的局面。一九二四年九月，苏浙战争爆发，全国又再陷于大混战的危局。

　　这时英国伦敦的《每日邮报》（Daily Telegraph）就有请列强共同合作，以干预中国内政，解救中国人民之痛苦的建议，主张由北京政府召集一圆桌会议，让中国所有掌握实权，而愿意以和平方法解决政局的人，成立一个联邦组织。《威斯明士达公报》（Westminster Gazette）也评论说【119】：

　　中国为联邦式的组织，其时机久已成熟。（我们）希望在伦敦与华盛顿（英美两国）之间在讨论如何调停目前中国的内战时，能加进一步的考虑。列强必须进行干预中国内政，以消除历年来每次引致纷乱的真因。这是一件不容易办得到的事，但只有以此为目的，外人才有干预中国内政的正当理由。

　　（正在这时，孙中山在广州受苏俄顾问的怂恿，展开反帝国主义运动，指斥英美两国利用北京政府为傀儡，企图瓜分中国【120】。）但是到了一九二五年初，联省自治运动，又极盛其时，二月二十七日的《华字》报导说：

　　去年曹，吴得势，武力统一论调，几于征服全国，联省自治问题，消声匿迹久矣。迨近日大局变迁，唐?赓（继尧），赵炎午（恒惕），陈竞存（炯明）及唐少川（绍仪）等，暨一切赞成联治之分子，乃如拨云雾而见青天，有重张旗鼓之势。至西南六省联盟之说起，益风靡一时。虽西南联治之大宣言尚未发表，而武力统一论既失重心，国人心理自然群趋于联治一途。故日前长江各督，且有七省联盟，拥吴佩孚主张联治之议，事虽近于滑稽，亦可见联治运动之迎合时机也。

　　这报告又提及联治有两派：

　　查联治素分「言论」，「实力」两派。「实力派」之中坚，即唐，陈，赵诸人。「言论派」之中坚，则为章行严，褚慧僧（辅成），章太炎（炳麟），张君励，张东荪诸人。现闻「言论派」方面，以「实力派」有大举团结之趋向，「言论派」不能无所赞助。昨张东荪氏特偕同粤军代表陈百庄……赴汕头谒晤陈竞存，对于联治办法，将有所商榷。一般联治派分子，咸希望张等能本其平日声望，先于京沪各地为言论上之提挈，而联治军则以实力盾其后……

　　其实「言论派」早已主动向「实力派」联络。一九二四年十二月，一群联治派的国会议员致电「实力派」，徵求对于唐绍仪出山，任段祺瑞临时内阁的外交部长之意见。当时段为总执政，不设总理，拟以外交部长为内阁之正主席【121】。

　　西南方面，以云南最为活跃。唐继尧设立联治筹画处，宣布实行联治草案，采用略为更改的陈炯明在一九二一年之「建设方略」【122】。又在云南府组织「联治党」。在组织大会中，论及段祺瑞所提出两要案于「善后会议」，拟付之公决，一为「统治统一」，一为「联治统一」。一位云南联治者说：『夫国非君主，尚何言统治。惟以联治求统一，则既不背主权在民之旨，又适应乎时势之需要』【123】。

　　可是到一九二五年四月，联治派在「善后会议」中受到一重大挫折。联治议员褚辅成的「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制草案」，在第十三次会期中被搁置。列席会员一百一十六人中，有八十人投票同意搁置。褚氏归咎于段祺瑞之未能积极支持，虽然在政变初期，段曾公开通电赞同联治原则【124】。

　　在广州，国共两党合作，展开反帝国主义者，反基督教，反陈炯明，反段祺瑞的运动。据美国领事的报告，在示威的大巡行中，包括有数千由黄埔军校的学生军，和中国青年军人联合会的志愿军组织而成的武装行列。传单斥责美军在南京登陆，及其他所谓干预中国内政的行为；热烈的主张召集依照孙中山所计划的「国民会议」，而激烈的反对段祺瑞所召集的「善后会议」。飞机上掷下的传单呼唤广东人民支持孙中山，打倒陈炯明及其他所谓勾结帝国主义者的军阀【125】。在这些狂热了的青年学生，军人的脑子里，这些要建立与欧美民主国家相仿的联邦制之联省自治者，无非是做了「美帝」企图瓜分中国的「走狗」之流了。

　　军事方面，粤军在能力上是没法与受苏俄训练，苏俄装备，与苏俄督率的国民党「国民革命军」相比的。一九二五年，粤军在东江两役中被击败了。「第一战役」发生于二月至三月，「第二战役」于九月至十一月。同时，在七月底，唐继尧的滇军在广西给国民党的广西盟军击败，所以在一九二五年的一年内，联省自治运动便失掉了两个主要的武力支持者。到一九二六年，国民党的北伐军又进入湖南，联省自治运动就完全消失了。

第五节　军事上的失败

第一次东江战役

　　炯明于一九二四年底在汕头召集「第二次汕头会议」，筹划反攻广州的计划，邻省各代表及广东民众团体的代表，云集于汕头。其计划的概要是：（一）东江粤军的主力分三路进攻；（二）广东西南（琼崖）方面，粤军取牵制作用；（三）西江方面，由云南唐继尧出兵入桂援粤，广西李宗仁，黄绍雄助唐过境；（四）林虎出兵江西，援助方本仁，以扑灭北伐军（谭延?）。

　　粤军三路的实力如下：（一）右路由林虎指挥，约二万余人。军长刘志陆，李易标；师长黄任寰，林子云，黄业兴，黎生；旅长罗献祥，王定华，华振中，张化如；司令王伟。（二）左路由洪兆麟指挥，约一万余人。军长尹骥；师长贺瑞廷，邓桂生，李云复，谢文炳；旅长刘志达；团长李春芳。（三）中路由叶举指挥，约一万余人。军长熊略，杨坤如；师长林烈，陈修爵，黄福芝，练演雄，钟景堂；旅长林国光，骆凤翔，钟子廷，李祥，李克成，叶柏质，李子先，马雄韬；司令翁辉腾，马永平，吴伯。【126】

　　在炯明的作战计划中，主要的「敌人」是孙军最强劲的滇军（第一军杨希闵，第二军范石生，第三军胡思舜）。杨，胡两军中大部份同情唐继尧，因此炯明想在这滇军内部，做些策反工作，期求「一战而下广州」。但是炯明所料想不到的，是受苏俄训练，苏俄装备的黄埔军校学生军于一九二五年初已准备就绪。

　　孙方的作战计划是以滇桂军取守势，以堵塞粤军右，中两路的进攻，而由蒋介石率领学生军担任右翼，突向粤军左路进击，沿广东滨海路线，以淡水，坪山，海丰，潮汕为目的。蒋所率领的学生军及两个教导团共四千余人，配合许崇智部第一师及第七旅，总共约一万人，于一九二五年二月一日由黄埔出发，三日，到虎门寨附近集结【127】。广州美国领事报告当时孙军出发，开赴前线的情形如下【128】：

　　目睹者告诉我（美国领事自称），没有一节载满军队的火车不给一二俄国军官视察其部队的装备后，才离车站开赴前线的。俄国人特别注重机关枪队。空军现全为俄人所控制。铁甲火车也全为俄人设计和驾驶。

　　二月五日，东莞为孙军攻陷。九日，粤军洪兆麟部（谢文炳，尹骥）由海丰出淡水，协助叶举部迎击孙军。十一日，粤军退出深圳。十三日，两军激战于淡水。十五日，粤军退出淡水。十八日，复激战于坪山。二十一日，坪山失陷，粤军退守三多祝，梅陇。二十五日，粤军在三多祝击败许军，但次日，许蒋联合猛攻，粤军不支，退守埔心。二十七日，孙军分道攻海丰：一迫梅陇，由许崇智全部担任；一迫稔山，由蒋介石之教导团学生军担任。粤军前后受敌，二十九日，遂撤离海丰【129】。

　　海丰失陷后，孙军乘胜追击，三月七日入占汕头。五日，北京美公使电告美京国务卿，说粤军在一个月内，节节失利，主要是给受苏俄训练的学生军所击败【130】。《华字》报告当时粤军的情况如下【131】：

　　洪，叶部队此次由潮汕退师，计分两路。洪兆麟部除尹骥一军已沿途分散，不复成军外，其李云复，谢文炳，胡汉卿三部损失实有限，洪部统计尚有五千人左右，但惜士气不振，现在该部全队仍由洪兆麟亲自统率，退入三河坝。叶部则叶举本人，因咯血甚剧，已于汕头未失前赴厦门就医，所有该军总指挥职务，已交由熊略，黄强二人分任。熊略则率本部残余及练演雄，叶柏质等残部，约共二千人，随洪兆麟退入三河坝。黄强则率陈修爵，翁辉腾，吴伯等部共约二千余人，乘兵轮由汕头往汕尾登陆，冀与林虎部队联成一气。

　　先是，二月初旬，孙军攻入淡水之前，粤军右路指挥林虎在老隆接到滇军范石生调离东江前线（去广西抗拒龙云滇军入桂援粤）的消息，即欲集全力出博罗，增城，速下广州，以断绝许，蒋后方供应。但所意料不到的，洪叶两部节节溃败，以致潮汕受迫。林虎因此分两路回师援潮汕：一路出紫金，三月九日收复海丰；一路出揭阳，三月十三，十五两日，与许，蒋激战于棉湖【132】。棉湖之役，两方死伤惨重。据当地乡民的估计，总计在三千人以上。《华字》驻汕头记者报导说【133】：

　　（三月）十五日由揭阳运回学生军五百余人抵汕，多数焦头烂额，惨不忍睹。学生军少年有用之才，供人一掷，真系可惜……十六日复有两船载回，均系学生军。许崇智恐动摇人心，入夜后乃舁入华邬黄家祠治疗。十六日有俄人尸身一具，用白布缠裹。在揭阳船中，重伤俄人两名，是否要人，不得而知。

　　三月十七日，蒋部教导团及学生军三千余人，与新由广州调来援军陈铭枢旅会合攻五华。十八日，五华失守，二十一日，兴宁亦入敌手【134】。这次战役，从东莞，淡水以至潮汕，兴宁，孙军以一万余之众，不到两个月，势如破竹，击溃了四万余人的粤军，究竟是什么缘故呢？《华字》评论说【135】：

　　此次蒋介石所统率转战东江之学生军，每排有俄人任指挥，故此种学生军，即不啻目下广州共产党旗下之赤卫军也。所用枪械均系去年由俄舰所运来者。是此次东江粤，孙两军之战，换言之，即粤军与中俄两国共产党之战也。

　　俄舰运来的武器，以大炮，铁甲车，机关枪为最有效。「此种大炮，共有二十八尊，所配弹药尤夥，口径为九生半，且属快炮一类，而粤军所用者为七生半，口径相差二生的，故威力较逊，每次战争均为炮火所迫，不得不退」【136】。据前铁甲车队副队长，黄埔第一期毕业生周士第的回忆说【137】：

　　建国陆海军大元帅府铁甲车队是一九二四年十一月在国共合作下建立起来的，属于大元帅府的一支革命武装……全队共有一百五十多人。铁甲车队有铁甲车厢几节，有火车头，可以驰骋在粤汉，广九，广三等三条铁路线上，也可作陆军使用到没有铁路的地方。铁甲车由钢板制成，一般子弹打不进去，车上还安装有机关枪，钢炮，可以随时打击敌人……需要时还可拖大炮到前线……铁甲车队的经费不是从大元帅府拨来的，而是由苏联帮助的……（铁甲车队）对以后革命军攻占东莞，惠州，潮汕，梅县起到一定的作用。

　　当时的中国人民对这些大元帅府的铁甲车的反应如何呢？《华字》报导说【138】：

　　（汕头特约访员报告）连日外报载俄国共产党加仑将军，驶铁甲车，直冲粤军之阵线，汕中人民，无不切齿发张，目孙军为吴三桂之继起。又以前次中山招致外省流寇，已吮啮粤民，至于几无完肤，今又利用外人，以延长内乱，可谓绝无人心……昨已联请省议会代表民意，通电北京加拉罕，提出抗议矣。

　　炯明于二月时，也曾向北京的苏俄大使馆提出抗议，要求俄人停止助孙打内战，但无效果【139】。

　　一九二五年三月下旬，粤军林虎部退入赣南，叶洪余部退入闽南，杨坤如部则仍坚守惠州城。这就结束了第一次东江战役。

云南联治军入桂

　　一九二四年十一月，炯明召集第二次汕头会议之时，唐继尧代表（黄天石，黄世骥）与报界记者谈话，对唐继尧对于当日时局，有关孙中山，段祺瑞，熊克武三人的态度，有下面的表示【140】：

　　?公（唐继尧）平素知中山大言欺人，故不甚信仰。前年柳州追击之役，益知中山狠暴，不可共事，交道遂绝，不通音问者两年。此次广州事变，中山以谈「民生主义」的人，而偏干「民死主义」之事，?公尤为痛心疾首，谓孙中山将国民党招牌污蔑净尽……

　　日前中山以副元帅及联军总司令等名义溷?公，?公拒绝不受。中山犹复委伍朝枢亲行赴滇作说客，后唐公示意部下电拒，伍始不果来。故外间疑孙唐携手，殊属臆测……

　　现在?公真意，对粤则主张中山不可再登政治舞台，非去不可。对国则专望段芝泉（祺瑞）早日组织联省政府，使国内势力，平流共进，以渐入轨。如段办不到，仍保留滇省实力，以俟时机。

　　至于熊克武，现收拾残破，屯兵滇蜀边境。?公以熊氏素主联治，其推挽中山，不过表面上事故。为亲邻睦友，?急恤患计，不得不竭尽东道之谊，每月助以饷糈二三万元，以免其流落。为再用兵入蜀，或资助熊氏四师，则决为?公现时所不许。盖蜀兵新败，土地残破，疮痍未复，而杨（森）刘（文辉）等又乘新胜之后，团体固结，且无大祸恶，蜀民思得休息，岂宜妄启兵端……。

　　一九二四年十二月，唐继尧即进行出兵入桂援粤，分三路出发：（一）左路唐继虞任总指挥，由贵州的东南境入桂，以柳州为目标；（二）中路龙云任总指挥，由滇东的广南入桂，以南宁为目标；（三）右路胡若愚任总指挥，由滇南的富州入桂，目的与中路会师于南宁。

　　据云南府（今昆明）美国领事的报告，龙云的的第五军于一九二四年十二月十五日出发，龙本人于一九二五年一月六日离开昆明。第五军有六团兵，几个机关枪和山炮连，共约一万二千人。其最后目的地为广东。龙说他与广西各领袖已安排好，将可顺利过境。美国领事从另一方面得到情报，说时在南宁的李宗仁已答应与唐合作，将不阻龙过境。为什么唐继尧要出兵援粤呢？美国领事评论其动机说【141】：

　　唐继尧此次出兵，主要动机是想伸展其势力于广东。龙云说他去粤的目的是为帮助平静广东的乱局。看情形，唐似乎无意要亲自控制广东，可能将让其「政治朋友」，如陈炯明，掌管之。根据本地一位官员所说，唐此举是得段祺瑞的赞同。这极为可能，因唐最近曾声明支持段祺瑞和平统一中国的「善后」计划，而两广的政局，似乎需要些军事行动，使这计划可行。但这又将引起孙中山的猜疑（时孙已离粤，应段，冯的邀请，北上参加「善后会议」）。

　　广西自陈孙决裂之后，陷于军人割据的局面。到了一九二四年春，遂有陆（荣廷），沈（鸿英），李（宗仁）「三雄并立」之势。据李宗仁的回忆，他于此时就决定了「先陆后沈」，以统一广西的决策。一九二四年五月，李宗仁以八千之众，「未及半载」，即击溃陆荣廷所部二万余人，所以到了十月，广西境内乃形成李，沈「两雄对峙」的局面【142】。李宗仁是日后国民党桂系的领袖，四十年代时，曾当过国民党政府的副总统及代理总统。他是林虎的旧部，与粤军也有一段关系，一九二一年粤军援桂时，李所部四营曾为陈炯光所收编【143】。粤军班师回粤时，李因与省长马君武有小同乡的关系（同是广西临桂县人），留任为省长卫队团长【144】。李宗仁在其口述的回忆录中，叙述他与林虎的关系如下【145】：

　　（一九一六年）为讨袁而设立的军务院中诸领袖如岑春暄，陆荣廷等对林虎先生极为器重，故特畀予护国军第六军总司令的要职。我（李宗仁自称）幸能投到他的麾下充当一名排长……至于林虎先生的勇敢善战，出处磊落光明，廉洁自守，用人不疑，此种作风感人尤深，影响我一生做人处事，实至巨大。

　　李宗仁对林虎表示如此敬慕，可是他在一九二五年五月九日时，与范石生联名通电拒唐，违背了「不阻唐过境援粤」的信约，又反而加入林虎敌人的战营，究竟是什么缘故呢？细观史实：二月下旬，当龙云所部逼近南宁时，正是李宗仁在进行其「先陆后沈」，统一广西的第二步计划，与沈鸿英战于柳州，桂林。二十三日，李攻下桂林。同日，李在南宁的守军「按预定计划」退出南宁，让龙军入驻【146】。这时候，东江的战局尚未明朗化，显然的，李宗仁还没有作「拒唐」的决定。可是到了三月下旬，粤军遭到重大挫折，林虎败走赣南，粤局突变。五月，李宗仁就决定「拒唐」「附孙」了。

　　六月下旬，李宗仁与范石生联合击败滇军左路唐继虞部于柳州。七月初旬，龙云亦撤离南宁，率部回滇。唐继尧入桂援粤之举，就此失败了。这时，唐曾拟向英国求助，北京公使致密电伦敦外交大臣，电中说【147】：

　　我（英公使自称）今天接到香港总督的电报，问我愿意接见云南唐（继尧）省长的代表否。唐极望能得到我们的帮助，在南方打击布尔什维克主义，同时张（作霖）和吴佩孚可在北方打击冯（玉祥）。港督告诉唐的代表，香港政府不能相助。港督又说除非广东人自己能逐出现在（广州）当权的激烈派，这个（唐继尧的）联合（南北合击）的建议，似乎是唯一的选择，否则列强惟有直接以武力干涉。我答覆港督说：我认为无需接见唐的代表，因为唐实在没有希望可以得到英国的援助的。

　　由此电文，可见当时唐继尧出兵入桂援粤，其目的是为了打倒赤化的孙政府，而英国当日对华政策，不愿因赤俄援孙，冯而干预中国内政的。

第二次东江战役，与英美对华政策

　　一九二五年三月下旬，第一次东江战役结束。五月下旬，蒋介石率领「党军」回师对付滇军杨希闵，桂军刘震寰（滇军范石生部已调往广西拒唐，胡思舜部大部投降）。六月十一日，攻占广州东北郊要地龙眼洞，滇桂军向市内溃退。北江方面，湘军谭延?由粤汉铁路南下夹击，也达广州近郊。十二日拂晓广州河南李福林部与黄埔学生军，在海军炮火掩护下强行渡河，向河北市区及白云山进攻，以与东，北江的蒋，谭部队策应。杨，刘知大势已去，遂逃往沙面租界，所部全被包围缴械【148】。

　　广州美国领事报告说：『战争于（十二日）中午就停顿了，滇桂军被俘的约五千人，广州市区的损失，目前尚无法估计。长堤的房屋受河南方面炮火的轰炸，损失极大。这次战争，无疑地是由俄国人所筹划与指挥的。当李福林由河南渡河登岸市区时，有两个俄国人为伴，据说其中一人是负责指挥海陆炮击和飞机轰炸的』【149】。

　　东江方面，五月下旬许崇智部一部随蒋介石回师对付滇桂军。六月下旬，汕头美国领事报告，说许崇智于六月十六日乘英国邮船离开汕头，其总部只留有八十人，由张国桢统率。十九日，粤军洪兆麟部下的一位高级将领，带了一百卫兵，也来汕头设立总部。汕头变为中立区，市内和附近郊外，两方都不能驻有超过一营以上的军队【150】。九月中旬，蒋介石在广州迫使其多年的老长官许崇智离粤赴沪，并改编在广州之许部为第一军，且自任军长。九月下旬，林虎的刘志陆部进驻汕头。据汕头英国领事的报告，留在潮汕一带的许军接到其长官在广州被蒋迫走的消息后，其战斗力全溃，粤军乘势占领海陆丰等县，直抵坪山一带。大部许军为粤军所收编【151】。美国领事叙述刘志陆入汕头的情形说【152】：

　　刘志陆于九月廿四日由潮州府抵此（汕头），对汕头与北京政府的关系，未作显明的表示。黄强亦抵此，重任外交专员之职。粤军仍依旧用五色国旗为标号。

　　刘于九月十八日曾发出通电，指控蒋介石八大罪状：

　　（一）引入苏俄共产主义，残害中国人民；

　　（二）倚靠苏俄援助，至令中国将受苏俄之威胁；

　　（三）提倡布尔什维克主义，破坏道德观念；

　　（四）没收公私产，为其党徒私人之用；

　　（五）诱惑无知青年，为其个人夺权之工具；

　　（六）迫使港粤罢工工人，未受适当训练，即驱上前线作战；

　　（七）煽动农民叛变，至令全省农村陷于饥荒境地；

　　（八）压制商业，消灭资本。

　　九月二十三日，刘志陆派员到香港，敦请炯明赴汕头主持军务，炯明因筹饷糈未就绪，不果行【153】。先是，炯明于三月初旬汕头失守时，即率所部人员在汕下海筹舰。四月初旬，退厦门，旋赴上海。九月十六日，因迭接旧部之敦促，由沪抵港，筹划讨蒋事宜【154】）。

　　一九二五年九月里，蒋介石在广州筹备「东征」。九日，香港《士蔑》西报报告蒋的党军实力，共约一万六千人。第一师由俄国将军加仑（Gallent）指挥，第二师由蒋介石统率。部队大部为俄国军官，有由少尉至上校衔所率领。蒋共有十四架飞机，全为俄人所控制。关于机关枪团的实力，极守秘密，大约有一百二十枝。枪手全为受过充份训练的俄国或中国人。（据国民党的记录，蒋介石任「东征军总指挥」，分三纵队，以何应钦，李济琛，程潜分任第一，二，三纵队长。）

　　十月三日，四川军熊克武被蒋介石扣留于黄埔，所部被谭延?与朱培德收编，据说在熊的总部中，搜出有与陈炯明联络的密函多件【155】。十月七日，《士蔑》报导说新自苏俄运来的大批野炮，和一全为俄国人的机关枪团，已紧急开上石龙前线。十三日上午九时，党军开始炮轰惠州城，美国领事报告惠州失守的情形如下【156】：

　　十月十五日，惠州给蒋介石的黄埔军校学生军攻陷的消息，现已证实。惠州美国传教士来信，说惠州受两天重炮轰炸后，即为蒋军冲入占领。北门附近的城墙，几全为炮火所毁，守军卒不支而退。据可靠消息，学生军阵亡者过七百人，伤者亦众。

　　惠州不幸的成为广东自一八四零年鸦片战争以来，第一个由中国人主导，被外国人所指挥下的外国大炮所轰毁的中国城市！十月十七日，《士蔑》报导说：『惠州攻下的消息传到广州后，鲍罗廷即于次日早晨乘专车到石龙转赴前线视察，并庆祝胜利。蒋介石亲到车站欢迎，加仑则未能来，因仍在前线督战』。

　　惠州失守后，杨坤如率部向紫金方面退却，林，洪两部亦节节败退。十月二十一日失河源，二十二日失海丰，二十四日粤军谢文炳部反攻海丰不克。到了十月底，紫金，五华，兴宁亦相继失守。十一月二日，刘志陆部遂撤离汕头。汕头美国领事报告说：『在十月卅一日，大概是从香港来的一艘英国船，运来粤军一架飞机，但到十一月二日，敌人已迫近汕头，即匆促的重装箱运走。海军方面，从十月五日「永绩」与「海筹」两舰由厦门运来军火直到十一月二日「楚同」舰运走政府撤退官员的一段时期内，每天都有一二艘舰停泊于汕头港口，似乎一共有六艘军舰来往于汕厦之间』【157】。在同一报告中，美国领事叙述蒋介石入汕的情形如下：

　　蒋介石偕同俄国顾问于本月（十一月）六日入驻汕头。蒋显然是现在广州政府最重要的人物。他在庆祝苏俄革命纪念日的集会上演说，有云：我们应该庆祝这个纪念日，因为俄国革命的成功，即是中国革命的成功。如果俄国革命失败了，我们今日便不可能有这个革命。让我们欢呼「俄国革命成功万岁！」，「中国革命成功万岁！」，「世界革命成功万岁！」，「汕头人民万岁！」

　　粤军于十一月初旬全部退入闽南，厦门美国领事报告其解散的情形如下：『十一月初时，粤军洪兆麟与林虎的军队约二万人，退入福建南部。由陈炯明与福建都督周荫人的安排，漳州的张毅与汀州的李凤翔受令让出福建西南边境四县（云霄，平和，永定，上杭），暂给粤军驻扎。最后这些军队大部被遣散回乡。刘志陆率领一旅（约一千人）投靠张毅』【158】。这样就结束了第二次东江战役。

　　在这战役中，国共两党合作，组织宣传队，指斥炯明为英美「帝国主义之走狗」。笔者在伦敦英国国家档案局里所觅得的资料，透露恰巧相反的证据。一九二五年九月，香港总督确曾致电伦敦，建议以庚款资助南方的「温和派」【159】，这建议卒受到英国驻北京公使的反对，而未果行。英公使认为「最好的政策，是让中国的「温和派」去解决他们自己的问题」【160】。还有在一年后，一九二六年二月，外交大臣张伯伦在英议院中答覆一议员的问话时说：『英国官方并无记录有英国现役军人，或退伍军人，或其他英国籍民，在陈炯明之军队中服务』【161】。

　　据美国国家档案局的记录，在一九二五年九月时，香港商人曾发起支援粤军军火的运动。香港美国总领事有下面的一段报告【162】：

　　数日前，我（美国领事自称）从可靠来源得悉在香港现有支援陈炯明军火的运动。美国人艾德华香克（Edward Shank）在中积极活动筹款，并帮助一群中国商人购买军火。（此人艾德华香克与上文提及与孙中山签订借款合同的乔治香克George Shank，是否是同一人，尚待考证。）

　　香克最近告诉我，两位负有名望的香港华商与其朋友们已认捐得四百万元，他正在设法向美国的华侨商会筹款，以增加此数。香克说陈炯明能召集八万军队，但决乏军火。军火的运输将由「香港华商总会」（Hong Kong Chinese Merchants' Guild），或由在美国的「华商联合会」（Chinese Merchants' Association）负责。香克说他已与香港政府当局接触过。香港政府不能正式与这运动有联系的关系，但将取「闭目」态度，不去阻碍该项军火之运输。

　　这运动幕后的主动人似乎是一位名叫罗勃（Father Robert）的人。他与《南中国日报》（South China Daily Press）有关系，并是几家较有名的企业，如「上海香港酒店有限公司」（Shanghai and Hongkong Hotels, Ltd.），的大股东。香克说罗勃将介绍他与某些人接触，可向越南，澳门和荷兰方面购买军火。香克又提及拟向菲律宾购买飞机，问我美国领事馆是否会取「，目」态度。我很明确的告诉他，本领事馆绝对不会赞助任何运输军器入华的计划。我再劝告他，须仔细地研究各列强对华之外交政策与条约，谨慎的避免不合法的行为。

　　香克在这次来访后告诉我，说他已通知他的中国朋友们，他将不能再帮助他们的事了。究竟这是否真话，我则不得而知……

　　从另一可靠来源，我深信现在香港确有助陈炯明之运动。几位香港的知名人士，急欲以激烈的手段来对付广州的布尔什维克者。但我认为香港政府与这运动无关，也不会准许军火经港运入中国内地去。

　　汕头失陷时，汕头美国领事对于粤军所得外援的情形，有如下报告：『虽然外面盛传陈炯明得到大量的外援，实际上所得甚微。除了上述的海军活动外，大部军火是由不合法「走私方式」的办法运来。福建供给了有限的军火和军队。香港无疑地是同情陈的，可能非官方面有钱汇来，但无物质上的援助。报载美国芝加哥华侨购买四架飞机，已由香港运到汕尾，以助陈炯明反攻广州，不知是否属实』【163】。

　　显然的，当时英美两国的对华政策，虽然明知苏俄全力在支持中国内战中「激烈派」的孙文，他们还是不愿援助「温和派」的陈炯明，而「干预中国内政」的。那时候，美国的外交政策主要的受到「孤立主义」（isolationism）的影响。所以其对华政策，也就是伸延其对南美洲的「门罗主义」（Monroe's Doctrine）（即「门户开放」，列强不能干预中国内政）为依据。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美国这个外交政策才作了一百八十度的转向，因此有五十年代的韩战，与六十年代的越南战争。这历史的潮流，使中国人民受到巨大的浩劫，这是有目共睹的事实。

　　至于英国的对华政策，其主要目的在保护与华通商和香港的利益。在一九二五年中国各地反英情绪达于最高潮，英国认为其起端，如上海「五卅惨案」，广州（六月二十三日）「沙基惨案」等事件，都为苏俄阴谋在后煽动而发生的。据北京美国公使向美京的机密报告中，说一个美国人亲目看到苏俄军官指挥黄埔学生军先行向沙面的英，法守军开枪的【164】。英国不愿支援中国「温和派」，而增加中国「激烈派」对英的恶感【165】。

　　为什么英国要避免中国「激烈派」对其增加恶感呢？广州美国领事报导说：『英国现在（一九二五年十一月）已经开始在依靠他（蒋介石）把广州的工潮解决，与使中国人对（非俄国的）外国人采取较友善的态度了』【166】。

　　两次东江战役后的蒋介石，对外则英国要依靠他解决广州工潮，对内成为「东征英雄」，两位旧上司陈炯明和许崇智的军事实力已被消灭，他就开始进行排挤他新的上司汪精卫（时汪为中央政治委员会主席）和「党国」元老胡汉民，终于做到了孙中山的继承人。〔166a〕这段后事，不在本书讨论范围之内，但在一九二二年六一六事件发生后，蒋介石在其所写的「孙大总统广州蒙难日记」里说〔166b〕：

　　汝（指陈炯明）所素称为益友之汪精卫，胡汉民与汝所自认为良将之邓铿，许崇智，今皆安在乎？不为汝所谋害，亦为汝所排挤殆尽矣！

　　这真是近代史上一段罕见的妙文。所提的邓铿被「谋害」，本书前文中，业已论及。至于汪精卫，胡汉民，许崇智确是在中国政治上被「排挤殆尽」，但是与陈炯明毫无关系，而却是蒋介石本人日后所做的勾当！

苏俄援助孙,冯的真相

　　苏俄于二十年代援助孙中山与冯玉祥的真相，除非现今的俄罗斯政府或国民党公开其档案，恐怕是难知于世的。从英，美国家档案局之情报资料，只可窥见其大概而已。可幸的，一九二七年北京警察厅在俄使馆查获一些密件，于是年四月在北京公布，五月里香港《华字》日报转载一部份。七十年代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教授韦慕庭（C. Martin Wilbur）把它编译成书，在美国出版【167】。我们根据这些片段鳞爪的史料，试在下面作一探讨。

　　（一）苏俄控制孙文政府

　　鲍罗廷于一九二三年十月六日，以苏俄政府代表，兼北京俄大使加拉罕私人代表的身份到广州谒见孙中山【168】。一年后，在广州东山俄领事馆登记的俄籍办公人员，就共有六百九十一人【169】。两年后，美国领事叙述鲍氏的权力说【170】：

　　虽然许多中国人对俄人在广州的势力已大有恶感，但莫斯科代表的权力，却有增无减。广州政府每一个重要部门（包括海陆军部及其他民政部门）都有一位俄籍顾问。主要政府官吏如汪精卫，蒋介石等，都很谨慎的避免与非俄籍的外国人接触。一般人相信鲍罗廷的权力，比谁都要大。

　　第二次东江战役时，蒋介石在汕头召集军事会议，对部属训话，有一段说：『中山北上时，曾有手谕，谓鲍罗廷的主张，就是我（孙）的主张。凡是政治上的事总要听他（鲍）的主张，你们听他的主张，要像听我的主张一样」【171】。

　　一九二五年五月，国民党驻美代表马素在香港告诉《士蔑》西报（Hong Kong Telegraph）记者【172】：

　　当孙中山离粤北上前，我（马素自称）是广州政府驻华盛顿的非正式代表。我这次回广州一行，是因为我叠次听到共产党在广州的活动，故想回来亲眼看看。最初我很难相信，现在我目睹一切回来，才知道广州这严重的情形是真确的。我发觉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但这些共产党员是直接受共产「第三国际」之指令，利用国民党为宣扬共产主义的工具。

　　我发觉最令人吃惊的事实是国民党的最高机关，叫「行政委员会」的，居然直接接受莫斯科汇来的「宣传费」做经费。「行政委员会」每月的预算由廖仲恺交给鲍罗廷，鲍氏过目后，即送呈给莫斯科批准，为广州政府各部门的经费。平均每月廖收到三万五千元。换言之，国民党的最高机关却变成为共产国际的一个直属单位。

　　《士蔑》记者说马素对此事最为反对，认为一国的政党，怎能可倚靠外资，而为外国政府所控制呢。

　　（二）鲍罗廷军务会议

　　鲍罗廷表面上是孙中山的俄籍顾问，实际上是广州「俄援」的主持人。「俄援」分三组工作：军事，政治与宣传。从他在第二次东江战役前夕的一个军事会议记录中，可以窥见到这个「俄援」是一个极有组织，有计划，有主动性的苏俄政府的阴谋。兹节录一部份于下【173】：

　　一九二五年七月一日广东军事会议记录（鲍罗廷核定）

　　列席人员：鲍罗廷，加仑，罗咯乔福（按即驻北京苏联大使馆副武官），尼洛夫，赤列巴诺夫，斯切潘诺夫，列密，吉利堡尔特，切列萨多夫。

　　议事程序：（1）关于军务处问题；（2）关于军事会议章程问题；（3）军务进行计划及军务人员之分配；（4）关于军务处人员之优待问题。

　　议决案一：着罗咯乔福由加仑手接收军务处一切事务，并通令周知。至加仑请假离去一节，因广东现在之环境，应暂留两星期。

　　议决案二：军务会议章程议定修正如下：军务处处长应同时兼任总参谋长。

　　议决案三：以下各部份均应派遣顾问，蒋介石师部，李济深军部，朱培德军部，湖南军部，胡谦师部。中国总司令部人员分配如下：

　　（a）蒋介石师派切斯潘诺夫（Stepanoff）；

　　（b）黄埔陆军学校派赤列巴诺夫（Cherepatoff）；

　　（c）军务处副处长兼副总参谋长派切列萨多夫（Tereshatoff）；

　　（d）朱培德军部派（Matzeilix）；

　　（e）军务处处长兼总参谋长派罗咯乔福（Rogacheff）；

　　（f）湘军派吉利堡尔特（Eillbert）；

　　（g）陈铭枢师部或李济深军部派尼洛夫（Niloff）充任顾问，并每星期一次演讲农民政治运动；

　　（h）军务处通信调查部主任派（Chubareva）；

　　（i）胡谦师部派（Tereshchenho）；

　　（j）中国总司令部政务处长派列密（Remi）充任……。

　　议决案四：（1）因广东生活昂贵及特殊情形，自本年七月起，苏俄服务人员，一律加给薪金五成；（2）凡苏俄服务人员在广东服务一年以上者，有权请假两个月，并领得津贴港币五百元；（3）因第一次（指东江）及第二次（指对付滇桂军）战事，各员旅费均发半数，其第二次必须全数发给，业已急速向北京方面请示。如两星期内北京方面尚未决定，可由鲍罗廷担任决定此事。（4）（从略）；（5）凡苏俄服务人员之个人财产，因在战线上或广东发生事故受有损失时，造成书据后，偿还原价值百分之七十五；（6）（从？）；（7）着军务处拟定办法，由国库资助苏联派往广东服务人员之家属。

　　（军事会议主席罗咯乔福署名，军事会议事务长切列萨多夫署名。）

　　（三）苏俄在华（广东除外）六个月经费预算（一九二五年十月一日至一九二六年四月一日）

　　这个经费预算似乎是包括在华工作人员的薪金，旅费等费用，而不包括军事费用【174】：

　　（1）对于中国全国之普通经费：中央总机关职员部经费，旅费，中国共产党中央党部军事指导人员经费等等，共计（93，833）美元。

　　（2）冯玉祥军队经费：六十名委员团薪金，高级及党部学校，内蒙胡匪供给费等等，共计（148，830）美元。

　　（3）国民二三军经费：五十名委员薪金，高级及党部学校，地方党务机关等等，共计（141，240）美元。

　　（4）广东经费：因缺乏相当之报告，预算尚不能拟定，容再探报。

　　以上中国全国（除广东外）总计共（383，933）美元。（约合中国大洋一百万元。）

　　（四）苏俄供给军费军械密件

　　一九二五年十月二日莫斯科第三国际亚沃尔斯基致苏世且夫斯基之指令。兹节录如下【175】：

　　最近期间将审定所呈请预算及供给各种用品之计划，除将解决办法，另行通知外，兹将现时已经决定者，通知如下：

　　（1）照准预算内所开人数，并准增加预备人员若干名额。

　　（2）所请之党务费用，及党务军事费用，应归第三国际共产党执行委员会预算核准者，另案办理。

　　（3）工作费用核准如下：（a）北京中央部一万七千三百三十元；（b）北方团二万五千一百元；（c）中央团二万二千四百元；（d）广东二万五千七百元；（e）广东学校及组织费用另支七万五千元；（f）其他团体三万四千元。（以上数目均系六个月款额。）……

　　关于航空计划，核准发给飞机三十五架。计广东十五架，冯玉祥十架，岳维峻十架。本年十月运给第一批（广东）六架，又冯岳各六架，其余数目，陆续接济，此事自然应设法采取商事交易的形式，并取得于相当期限（六个月）附款之担保……

　　再以下三项，希请速答覆：（1）速将已交各军之军用品及交运未到之军用品，各项数目详细通知；（2）以后关于军用品事项，须直接请求本处；（3）在中国内地分配军用品数目详细开来……（一九二五年十月二日亚沃尔斯基署名）。

　　（五）广东经费

　　在东江战役前夕的一九二四年九月里，广州美国领事报告广州东山俄领事馆在八个星期内，共接到上海汇款二十五万元港币。其中有三万元拨交孙中山的「中央银行」作开办费【176】。十二月里，美国领事又报告苏俄政府在广州已花了二十万美元的宣传费，俄领事馆向莫斯科报告已用去一百万美元【177】。这时，黄埔军校每月得俄国四万元的津贴【178】。

　　（六）冯,胡代表团在莫斯科

　　一九二五年十二月里，美国驻拉地维亚（Latvia）公使在发给美京的机密报告中，说俄驻华大使加拉罕在莫斯科逗留时，正逢值中国两代表团来访。这两代表团是【179】：

　　（1）冯玉祥代表团。团长为其参谋长熊斌将军。他于十月廿四日离开莫斯科。这代表团的目的是想获取苏俄物质上的援助，而不必马上付款。但冯拒绝接受政治上和外交上的援助，以为中国内政，外人不应干涉。但苏俄的条件是：

　　（a）继续攻击张作霖，消除其在西北和中部的势力；

　　（b）军事上帮助南方（广州）政府；

　　（c）遣派苏俄驻冯军永久代表。

　　因苏俄坚持这些条件，冯代表团离莫斯科时，尚未签合约。但苏俄答应马上供给冯军六排（batteries）野炮和炮弹。

　　（2）广州政府代表团。团长为胡汉民。这代表团现仍在莫斯科。胡汉民向苏俄建议签订一「政治军事协约」。政治的问题，尚在谈判中。但军事方面，苏俄答应如下：

　　（a）发送军火军械；

　　（b）发送作战技术用具；

　　（c）遣派教官，训练广州军队。

　　胡汉民要求借款二千五百至四千万卢布，为苏俄政府之财政与外交委员会所拒绝。但共产国际与俄国共产党部表示同情，这事现交由苏维埃政治局处决。

　　（七）苏俄利用孙,冯割分中国的阴谋

　　在上述一九二五年十二月美国驻拉地维亚公使的机密报告里，透露出苏俄还有一个惊人的秘密条件，尚未包括在莫斯科与冯，胡代表团所定的条约中。在这个条件指出由广州政府与冯玉祥割分中国领土的计划如下：

　　（1）除了广东，广西外，广州政府将伸展其势力于云南，贵州，江西，福建，浙江，湖北与安徽之南部。

　　（2）冯玉祥之势力将伸展于其余各地，但不包括内蒙古与满州（东三省）。

　　（3）中央政府将设立于北京，由冯与广州派遣同数目的代表组成。冯将有管理内蒙古与满州之权。

　　北京美国公使报告冯代表熊斌将军无权对这条件予以同意，加拉罕受令回抵北京时，马上去取得冯的同意。如果必要时，加拉罕可作如下让步：

　　（1）冯玉祥承认广州政府在上述南方各省有统治权；

　　（2）吴佩孚如果战胜张作霖，将统治河北省，并为冯与广州支持者所组织的中央政府之首长。如果张作霖战胜，冯须答应不与广州政府作战。

　　广州代表胡汉民对这两项，表示原则上的同意【180】。显然的，苏俄设计的「南孙北冯」政策是一个有全盘计划的调协的侵华运动。

　　据美国公使的报告，北京俄使馆内指派有几个「流动武官」（traveling military attaches）经常奔走于北京，广州，冯玉祥总部与莫斯科之间，作协调（coordination），实现其侵华的工作【181】。

　　根据最近才在台湾发表的史料（182），早于一九二零年九月（粤军回粤前两个月）孙中山在上海时，曾秘密遣派代表李章达，向苏俄政府建议缔结军事合作协定，请苏俄红军于次年春从西北进兵新疆，经甘肃进攻四川成都，以支援中国革命。六一六事件后，一九二三年二月孙中山回粤重组军政府，五月十二日在覆电越飞时，决定派蒋介石赴俄，表面上是「赴欧考察事宜」，实际上是向苏俄建议一个「惊心骇目」从西北「南征」的军事计划。蒋介石亲自起草并修改计划书，拟定以库伦为军事基地，并以北京作为第一目标。战事的发展进程，设想分为三个阶段：

　　（一）第一阶段，占领绥远和察哈尔全境，目标指向北京，

　　（二）第二阶段，占领黄河流域和陇海铁路，夺取洛阳，开封和徐州，

　　（三）第三阶段，占领长江流域，夺取武昌，南京。

　　结果苏俄未有接纳这个计划，而采取了「南孙北冯」的政策。冯与孙的继承人蒋介石曾在二十年代结义为「安危共仗，甘苦同尝，海枯石烂，死生不渝」的「把兄弟」（183）。细思上述的苏俄因素，真是令人浩叹！

　　二十年代孙，冯接纳俄援，说是要实行「国民革命」，「统一」中国。结果，中国人民所付的是怎么样的代价呢？过大半世纪来，受尽两党相争摧害的浩劫，又丧失了外蒙古的主权。这一段历史，中国人民是当记取的教训也。

1913年，孙中山在二次革命失败后，在他自己缔造的共和国成了通缉犯，被迫再度亡命日本。他重组中华革命党，再举革命义旗。为此他曾多次与日本人会谈筹款之事。1914年5月11日，孙中山致函日本首相大隈重信，请日本助中国革新，中国将给予的报酬是“开放全国市场，以惠日本工商”。 8月24日，他与犬养毅说自己正在准备起兵举事，“此时若在中国内地发生动乱，必给日本外交带来极大好处，为此日本政府务必支援中国革命，此点请阁下予以关照。”谈及军费筹集情况，孙中山说：“如若此次仍不能筹足所需资金，即便附加任何条件，也靠阁下在日筹款。”犬养毅回答筹款的事要与头山满商议后答复。头山满虽然表示支持孙中山第三次革命，但他不能违反日本政府及军部而支持孙。孙中山通过他争取日本政府的支持，但日本拒绝给予他贷款。孙中山8月21日（也就是这次谈话前三天）曾走访过头山满，对此他心中是清楚的，所以他竟然说筹款“即便附加任何条件”也可以。

      1915年底（或1916年初）孙中山秘密会见了日本陆军参谋总长上原勇作，他在和上原勇作的谈话中要求日本支援中国革命，承诺“中国新政府可以东北三省满洲的特殊权益全部让予日本。”他说：

“日本人口年年增多，东北三省的辽阔原野适于开拓。日本本来资源贫乏，而满洲，则毋庸违言，富于重要的资源，日本瞩目斯土，乃当然之国策。对此，我等中华革命党员能予充分谅解，故可以满洲作为日本的特殊地区，承认日本移民和开拓的优先权。”

“不仅满洲，中国本土的开发亦唯日本的工业、技术、金融力量是赖。”

甚至说：“倘日本真能以互助的精神，诚心实意地援助中国的革命统一，相互提携，为亚洲的独立与复兴通力协作，则中日两国的国界难道不也可以废除吗？”

      当然，孙中山也声明“东三省是中国领土，主权仍属于中国”。但这些文献表明为了寻求日本的支持，孙中山先生曾不惜以东北三省的特殊权益作为条件。还有“不惜任何条件”的许诺。
即使在袁世凯死后，他在广州举起护法旗帜的1917年9月15日，在和日本社会活动家河上清的谈话中，“孙中山表示，希望日本方面给予‘武器、军火和大量贷款’”。“孙中山特别说明，一旦他掌握了权力，将愉快地将满洲交给日本管理”。
1918年11月16日，孙中山和日本松永安左卫门的谈话中再次提到以“领有满蒙”为条件寻求日本的援助。

他说：“目前中国南北对立是日本助长起来的，日本如果改变援助北方派的政策，北方派就会不攻自灭。

      日本如果援助南方派的话，可以承认日本对‘满蒙’的领有。”[10]
孙中山虽然是明确反对《二十一条》的，但他愿意给予日本在满蒙的特殊权益、“承认日本对‘满蒙’的领有”，和1915年日本向袁世凯提出的《二十一条》第二部分有关满蒙的要求相比又有多大的差别呢？只不过《二十一条》更加具体而已——

（一）两订约国互相约定，将旅顺、大连租借期限，并南满洲及安奉两铁路期限，均扩展至九十九年为期。
（二）日本国臣民，在南满洲东内蒙古，盖造商工业应用之厂房，或为耕作，可得其需要土地之租借权，或所有权。
（三）日本国臣民，得在南满洲东内蒙古，任便居住往来，并经营商工业等各项生意。
（四）中国政府，允将在南满洲及东内蒙古各矿开采权。......

     《二十一条》所提出的有关在满蒙的权利和孙中山的许诺大同小异，不知道为什么日本政府始终不接受他的条件，支持其革命事业。这恐怕还是一个需要研究的问题。这也是长期以来被我们所忽略的问题。孙中山是伟大的政治家，但对于他漫长的政治生涯中许多史实的研究是远远不够的。

      1914年6月，孙中山在东京组织中华革命党，希望恢复和发扬同盟会的精神。袁世凯复辟帝制失败，孙中山于1915年5月初回到国内，继续为捍卫共和制度而斗争。旋又返日，10月25日在东京与宋庆龄结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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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本帖最后由 sink6000 于 2012-6-18 15:02 编辑 [/i]]

太长了,就不能简单点?
看了一点实在看不下去了

这个什么意思，五毒俱全是不是有点夸张，感觉孙中山好像有点懦弱吧

就一句话，即使孙中山五毒俱全又如何，他人生的意义已经诠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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恩，这应该给马英九看看，强烈要求撤掉孙逸仙的画片。哈哈

不管怎么样，至少他作为领导人缔造了辛亥革命，不管什么年代，缺的总是带头人

炮爷的淫生意义不是在于大中华同萌会与世界LOLI控的伟大事业吗？据说遗言是我的一生无怨无悔吧

我觉得这个世界上有的人理想很好但是办的事情不靠谱，有些人理想很不好但是办的事情却很靠谱。辛亥年间的话这两种人的代表应该就是孙中山和袁世凯了。

孙中山的理想非常好，要在中国建立美国那样的民主国家绝对不会是一种坏的理想吧？但是他在具体实施的时候真的是没怎么搞成过，就连最后被认为其实是己方妥协产物的辛亥革命其实也不是他亲自去指挥的，如果是他亲自去指挥的估计会和之前的那些一样失败吧？不禁想起了丘吉尔，这人是伟大的政治家但是投资股票一天搞到破产，一战时候扣土耳其战舰，发动失败到极点的达达尼尔战役，二战的时候不同意诺曼底登陆等等事情也是他干的，但是不影响人家当伟大的政治家。所以孙中山是有各种乱七八糟的问题，但是其实也不影响我们现在去纪念一下他，毕竟在那个年代，搞革命可不是在电脑前面坐着发贴子就行的，一不小心就要被拉出去斩首示众的，在那个年代有这样的胆识确实是值得我们尊敬。

有心想看 可是实在是太多内容了  眼花花 还是算了

无毒不丈夫，看看老毛，老蒋。就都懂了。自古以来，成王败寇，历史为成功人士书写。

历史的推动者，也是个失败者，终究没能实现其真正的理想。可敬，也可叹。